记者 何晶

　　如果给青年作家周荣池画像，“具有烟火气与人文魂的江苏文脉的传承者”这一定位应当是恰当的。从《村庄的真相》《一个人的平原》到近年新作《父恩》《灯火无边》，他的创作扎根于本土文化资源，以细腻诗意的笔触、沉稳厚重的文风，构建起一个充满“江苏记忆”与“人文温度”的散文世界。

　　作为一名专注乡土文学书写的青年作家，周荣池用20年时间构建了以“南角墩”为地标的文学世界。近年来，他的写作体现出一种“新变”，更专注于城乡关系的梳理，尤以今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的最新散文集《灯火无边》最显著，他关注从乡土写作的探索与转变、关注“具身”与“在场”的写作以及“乡愁”在新型城乡关系中的表达策略等问题。

　　乡土写作的“新变”正是致敬传统

　　记者：你在《灯火无边》的首发和研讨会中都提到了“中年变法”，这是否意味着经过多年写作后，你对自己的写作有了新的思考？

　　周荣池：我对乡土写作产生疑惑，或者说有改变的想法，是从自己的文字开始的。特别在写作《父恩》和《灯火无边》的时候，因为我很长一段时间就恢复了手写稿的习惯，在这个过程中，我在修改稿件时发现了自身文字的平庸和流俗。《灯火无边》在编辑制作的时候进行了大量的修改，这一方面是编辑精深的专业要求，也是我自觉意识到自身文字的问题，因为写作技术熟练和时间积累，我们反而对于习焉不察的问题没有能力去发现和改变，可能在写作中有越写越顺利而“感觉良好”的幻觉。基于此，我在近年的写作中特别重视文字本身的问题，包括用词的准确、修辞的运用以及语言的风貌等方面。乡土写作涉及方言和口语，这与文学语言之间有许多的碰撞，处理好这个问题可能成为我们改变现状的基础。现在看来，《灯火无边》的语言面貌要优于我的其它文本——“对比过去”对我来说是一句很重要的话，它让我关注过去写作的内容、习惯特别是可能无法自认的一些具体问题。

　　记者：也就是说文字的改变，只是你对“反思过去”的一种标志或者说一种起点，那么，呈现在具体内容上的思考是什么？或者说你在实际的文本探索中有什么具体的收获？

　　周荣池：我对乡土写作的反思是由来已久的，可能从《村庄对我守口如瓶》开始就有了明确的体现。我常常生活在一种“厚古薄今”的氛围里，对于过往、古旧、乡村有一种天然的同情，但这可能并不符合实际甚至社会规则，而这种情绪又是真实存在的。在乡土文学写作中，因为题材的相关性而天然有某种性格或表征。我们一味地认为农村朴素（可能只是古旧）、善良（可能多为沉默）、安静（可能因为遥远）、生态（可能早就失去），因为眷恋心里的“旧时乡土”，对城市可能习惯使用尖锐的词：自私、冷漠、孤独、浮躁等等——似乎只有乡村才适合褒义词。这很明显是一种弊端，而且也并不是真实的传统。如果上溯到从鲁迅先生开始的现代意义的乡土世界写作，也没有像如今一样“厚乡而薄城”。因此我从写作《父恩》起，开始从自己的父亲身上分析乡村的问题，到《灯火无边》，我对城乡关系的梳理就更冷静而理性。简单地说有什么收获，那就是我说服了自己不再片面地赞美乡村。

　　记者：这种改变是某种偏于思考的理性修正，它需要文学性的落地或者说书写，《灯火无边》是如何有效实现这种文学性“新变”的？

　　周荣池：要让自己的思考可信，只有把自己更多地放进来，才能说服自己进而赢得同仁或者读者的信任。我作为城乡关系之中的个体存在，可能具有某种“标本”意义，早年生活在乡村，后来又进城生活，同时在城乡之间穿行，因此我对城乡关系的理解有自己作为“内容物”的“具身”。同时，我试图的“新变”并非什么新颖的观念，它更可能是追寻至少是致敬一种良好的传统。没有新变意识的传统遵循是缺乏生命力的，正如古人所讲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至少，我希望在创作中不断地“打扰”自己，特别是在“叙事”的时候，更多地让自己“下场”去“表述”。

　　城乡书写更应该回到“附近”

　　记者：你提到了“下场”，实际涉及的是“在场”这个概念，你在城市里书写乡村时，这种在场感如何能更大程度地体现？

　　周荣池：这个问题涉及了我们对城乡观念的认识。首先我们习惯上将城乡关系对立起来，也就是说一直有某种“昨日入城市”的感觉存在于现实和文学创作之中，这种感觉因为文学作品的渲染广泛而深刻地存在着。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乡很可能只是地理条件上的某种对望，随着城市范围的扩大和乡村环境的焕新，这种地理的边界已经越来越模糊。我们现实身份或者文学身份上的“在场”也同时发生了变化，不能再片面地认为抵达地理现场或者俯身田野的物理环境，才能算是抵达乡村的现场。了解乡村的方法和场景可能通过非具体的现场来实现，也就是说可能我们不到达现场或者无法抵达现场时，也能够体味到某种在场感。这是因为城乡不再二元对立（事实上以前也没有完全对立），而它们多元的关系以及逐步相互融合才是真正的现场情形。建立这样的认识，才可能有体味并表达出具体而深切的在场感。

　　记者：你前面也提到“具身”的表达，这种偏向于个体思想情感的判断弥散在《灯火无边》的叙述中，它又如何与更多读者产生联结？

　　周荣池：《灯火无边》中有很多小说一样的情节，它们的特质偏向于虚构文本青睐的冲突或者矛盾，但这种表现不是纯粹艺术创造的，或者说是我着意从现实生活中优选出来的。之所以这样选择，是我期待找到更多可能引起读者共情或者共鸣的感觉。写作不能仅仅囿于文字或者自身的感受，必须面对真实的世界，尤其是散文写作更要体现某种基于非虚构的真切。这样可能削弱艺术性的塑造，但比之于修辞意义上的艺术性，生活本身具有美好的张力。写作者还必须认识到的一点是，大多数读者因为知识结构和审美能力的提升，其文学阅读审美已经不止在文本形式美本身（但这仍是重要而必需的前提）。他们可能更在意“同时在场”的感受和力量，这种力量更体现在对于思想性或者实际作用的思考与期待。也就是说他们在期待深情的同时，也愿意看到打动自己的深刻。因此，我们必须设身处地与他们的期待一致思考，不仅是要我们在场，更是让读者感受到我们一起在场。

　　记者：你的写作也让人想到人类学家项飙提出的“附近”概念，他提醒人们要通过关注附近来重构生活，重新树立一种理解世界和生活的方式，之于你的写作，似乎也是一种实践方式。

　　周荣池：项飙提出的“附近”这个概念可能对我们乡土书写关注的对象或内容有所启示。当通讯技术和交通工具越来越发达，有效的联系反而减少，特别是忽略周边的信息。当“诗与远方”被表述得略显浮夸时，我们可能会发现身边的附近一直被忽略甚至漠视。文学书写既然事关人的事实和精神，特别是非虚构的散文书写更应该关注日常和附近。《灯火无边》分三辑，“城思”写的就是我居住的城市，“望乡”也在距城十几公里的南角墩，而“安身”也就是更为具体在场的“我”，虽然是从过去的乡土写到了城乡之间，甚至有些篇目如《灯火》《流浪》《面色》等完全是写城市，但都不是写虚无缥缈的远方，而是回到日常写附近的人与事，这是最为真切的“在场”。

　　“乡愁”是温暖城乡的思想方法

　　记者：《灯火无边》对城乡关系的探索似乎更倾向于对城市生活场景的表现，这有没有可能对乡村情绪造成某些疏远甚至伤害？

　　周荣池：《灯火无边》节选自系列散文“大地的角落”，我刻意选择了24篇与城市生活有关的篇章。不是我试图忘记村庄，而是努力地描绘当下的现实图景。乡村的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更多的人过上城市生活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依然罔顾现实，这既是非虚构写作者的虚妄，也是对乡村变化的漠视。《灯火无边》关于城市的部分，没有忽略作为来源和根基的乡村文化。今天即便是在大城市，比如《洞燃》一篇中的故事发生地，依旧一定程度上保存着乡土的思维和办法。所以我并不是只讲城市的灯火，而是城乡的灯火——“无边”这个词已经表明了它们之间的依偎和融合。我作为书写者也是亲历者，调动的事实和情绪资源都是基于现实场景的，而“望乡”这一章也有明确的对过往的留恋和向往，所以我书写城市并不是为了忘记乡村，而是将乡村实景和实情真诚地交给读者。

　　记者：在离乡、他乡、在乡等场景或身份的转化中，《灯火无边》又是怎样处理在场者的具体感受的？

　　周荣池：我因为现实身份与处境，往往被认为是一个坚定的“在乡”写作者。即便离开了南角墩，但因为不断地回望似乎仍然没有消除我“在乡”者的形象。然而今天因为城乡环境的变化，特别是作为写作者际遇的变化，我的“在乡”身份也在发生着流变。《灯火无边》中所写的高邮对南角墩来说是城市，可当我在写作《灯火无边》时身在北京，我作为“原乡”的城市成为“离乡”的书写对象，因此“在乡”“离乡”“他乡”是不断地发生着改变的。我觉得这也恰恰是最动人的地方，因为不停地切换让“在乡”与“他乡”的事实变得更加丰富，我们的书写也变得更加多维，写作者有了更多阐释“城乡”概念的“物料”。当然，写作者要克制自己的情绪，让理性和安静的表达呈现于文本，不给读者带来干扰或麻烦。一本书究竟能给读者带来什么，更多是读者通过“二次创作”得到的体验。我相信《灯火无边》中，南角墩、县城以及都市都有其相应的读者接受点位，我也不必因为自己的离去而不安。

　　记者：《灯火无边》中的乡愁与一般乡土作品不一样，似乎是“乡而不愁”的，这种认识是不是对今天的城乡书写更有价值或者启示？

　　周荣池：《灯火无边》中一定是有乡愁的，“灯火”这个意象就是旨在勾起读者对万家灯火的关注和向往。但这种乡愁并非只指向南角墩这样的村庄，城市也有自己的乡愁，市井的巷陌也会因为离开而产生一种特别的情绪。但我更愿意相信乡愁应该是美好的，因为许多离开意味着改善和向好，而愁苦的部分更可能是一种心灵美学的阐释。《灯火无边》之中的乡愁更是一种思想方法，让个体生发的情思去关注附近与具体的生活场景，让城乡之思不再是矛盾对立，而是一种具有美学品质的文学和生活策略。我之所以关注城乡，是想让更多游走于城乡之间的读者，找到自己在中国式现代化图景当中的准确位置和感受。无论在乡还是离乡，总有一盏乡愁的灯火温暖着我们，我相信它能够照彻城乡，它既是一种明亮的思想，也是一种有效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