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红

　　前几天我去丽江，要飞三个多小时。每次坐飞机都觉得逼仄困顿，看本轻松的小说打发时间比较好。

　　微信读书上有两本没看完的书，一本是《理智与情感》，一本是《罪与罚》。《理智与情感》跟作者奥斯汀另一本小说《傲慢与偏见》风格相似，幽默生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我看了一点就觉得沉重，应该风和日丽时坐阳台上看，对冲一下。

　　但候机时我鬼使神差地先打开《罪与罚》看起来，半个小时后，我上了飞机，再看《理智与情感》，居然感觉很不耐烦。

　　刚刚见识“30卢布逼良为娼”的生存绝境（当时一卢布购买力约合当下200到300元人民币购买力），很难共情“年入500磅实在太穷了”的客厅烦恼（当时一英镑购买力约合当下2000到3000元人民币购买力）。不是说后者不重要，实在是前者冲击力太大了。

　　另外，《理智与情感》里，两位女主人公的评判标准也太主观。作者站在埃莉诺背后，替她这样描述情敌露西：

　　她无知无识，文理不通，她的智力没有得到丝毫提升，她缺乏最普通的常识，尽管她不断地努力想卖弄一下，这些最根本的缺陷却丝毫逃不过达什伍德小姐的眼睛……她这个人丝毫都谈不上高贵文雅和诚实正派，她在巴顿庄园里那种陪尽小心、大献殷勤和巴结逢迎的做派已经显露无遗……

　　作者不是借主人公之口，而是作为旁白来说的。露西这人是不怎么样，但这时还没有暴露，“无知无识”“文理不通”这类断语，没有具体、客观的行为细节支撑。这种批评更像是一种智力上的优越感展示，而非公正的人物刻画。

　　更重要的是，这些盖棺定论，让露西一出场就成了一个服务于主角视角的、功能性的“反派”或“陪衬人”，干燥扁平，没有弹性。其实就连小说里的那些“正面人物”，也都在一出场时就固定了，读者只能被动地接受。

　　读《罪与罚》你就没法这么好整以暇，像坐过山车，人人都变幻不定，人性经常没有预兆就反转了。愿意帮助孤儿寡母的人，可能会拿女儿的卖身钱去喝酒，阴毒卑鄙的人物，也有他阶层受伤的扭曲逻辑，善与恶、爱与恨、控制与依赖，常以令人不安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形成能将一切毁灭的熔炉。

　　你目瞪口呆，却不得不服，生活中，你所见之人性就是常有这样的急转弯。天使与恶魔随时交换位置，崩坏还是升华，都在一念之间。大师像个老司机，在连续转弯的山路上，凶狠迅猛地转动方向盘，每一次转向都精准地撕裂我们对于“好人”“坏人”的惯性期待，让你在头晕目眩中，直面人性那岌岌可危的真实。

　　当然，《理智与情感》还是有趣的，只是由此可以看出通俗小说与严肃文学的差别，即便是反转，通俗小说也会满足你的线性期待，严肃文学是怎么跟你过不去就怎么来，让你百般不适，却也只能点头称是。

　　具体是什么样的呢？就说说《罪与罚》吧。因为俄罗斯的名字实在太长，我们尽量用身份指代。

　　一个贫苦的年轻姑娘去某户有钱人家做家庭教师，男主人对她态度很粗鲁，“在饭桌上对她说出种种不礼貌的话，冷嘲热讽”……女孩只能忍气吞声。

　　忽有一天，男主人说他早就爱上了她，他是已婚人士，年纪大，起了这种轻浮的念头，感觉很羞愧，他发火，是因为恼羞成怒。

　　现在他不挣扎了，要带姑娘远走高飞。姑娘不肯，严词拒绝——是不是有点像简·爱？但接下来要转向了啊，两人拉扯中被男人的老婆发现，她认为自己丈夫肯定是被这狐狸精勾引了。

　　女主人将姑娘撵出去，到处败坏她的名声，一时间姑娘声名狼藉，房东都不愿意再把房子给她住，她和母亲即将流落街头。

　　故事讲到这里，又有点像《水浒传》了。潘金莲还要惨一点，拒绝男主人的纠缠，被报复性嫁给了武大郎。

　　但是，故事转向了，男主人良心发现，向老婆出示了一封姑娘严词拒绝自己的信——这就比潘金莲遇到的死老头强多了。更令人瞠目的是他老婆，她“吓坏了”。

　　她被什么吓到？当然不是怕她丈夫，否则就不会有之前的操作，他们家的钱是她的，她比丈夫大几岁，在家里，她是有话事权的那个。

　　她恐惧的是，她冤枉了一个无辜的高尚的姑娘。从这里你能看出，这是一个有道德良知的女人。她不但有良知，行动力还超强，马上轰轰烈烈地展开了纠错行动。

　　她先是跪求造物主赐给她力量，“以便经受这种新的考验，履行她的责任”。然后跑到姑娘家里，哭着求她原谅。从姑娘家里离开，“一刻也不拖延，立刻走遍全城和全县，拜访各处人家，说了许多称赞杜涅奇卡的话，流了不少眼泪，推翻前案，指出她的感情和行动多么纯洁高尚。”

　　她甚至把杜涅奇卡写给她丈夫的信拿出来，到处朗诵，还要别人抄下来。群众反响热烈，都不乐意她先去别人家解释，“结果各家排好次序，事先就等着她去。”

　　有了排序，大家摸清她行动轨迹，她去哪家朗诵那封信大家就跑去听，连听过好几次的人也还是要去。

　　杜涅奇卡一时间成为当地道德楷模，有人请她去做家教，有人上门求婚。求婚的是个七品文官，女主人的远亲，45岁，听起来年纪有点大，但在曾经的俄罗斯，老少配很正常，安娜·卡列尼娜也是十几岁时嫁给了40岁的卡列宁。这个人长得还行，整体差强人意。

　　娶妻娶贤不娶色，我们历史上最聪明的人之一诸葛亮就娶了相貌丑陋而品德高尚的女人。当然，杜涅奇卡是美丽的，只是美德才是她的核心价值，她是因美德而得到命运的奖励的。

　　她和母亲的处境一下子改变了，母亲信用额度提高了，能借到更多钱。她和母亲指望文官能提携她在彼得堡上大学的哥哥，文官语焉不详，意思是她哥哥有这个本事就帮。杜涅奇卡视为应允，她哥哥怎么可能没本事呢，有了帮衬，一定会前途大好。

　　故事讲到这里，都像一则正能量新闻，女孩靠美德实现了阶层跨越。但读陀翁的大作，我们不敢掉以轻心，坐好了，下一个大转弯到了。

　　杜涅奇卡的母亲给儿子写信，汇报这一喜讯，提到，这个男人打定主意要娶一个贫寒的姑娘。这异乎常人，外国小说里更多的是想要娶个自带丰厚嫁妆的太太，找不到白富美，有钱的寡妇也行。

　　不嫌贫爱富是优点，但刻意找个贫穷的姑娘听起来有点怪，文官认为：“做丈夫的不应该受妻子的恩惠，倒是妻子把丈夫看作恩人好得多。”前半句没毛病，后半句很有病。想找个有钱老婆是谋财，刻意想找个穷老婆可能是想要命。

　　文官看中的不仅是贫穷带来的弱势地位，更瞄准了对方因高尚品德而自我束缚的软肋。这样的女孩无力反抗他的控制，又因道德感而不愿“堕落”，最终只能成为他手中完美的提线木偶，被彻底剥夺自主性。这种婚姻不是救赎，而是将活人变成摆设、仆从甚至祭品的慢性毁灭。

　　姑娘的哥哥见到文官，发现他比自己想象的还要讨厌，卖弄、吝啬、自私冷酷。但他母亲借来的钱差不多快花完了，一部分给了儿子，还有一部分做了随文官来彼得堡的路费——文官只肯免费把她们的行李带过来。

　　骑虎难下之际，居然是前面提到的女主人帮了杜涅奇卡。这时女主人已经死了，遗嘱中说要留给杜涅奇卡3000卢布，按照前面的算法，差不多等于60到90万人民币的购买力。她大概觉得此前做得还不够，要竭尽所能弥补杜涅奇卡。

　　在阅读器的“书友想法”里，我看到有不少读者看女主人将杜涅奇卡介绍给文官时，认为这是一个精心编织的阴谋。看多了宫斗剧，就只会这个解题思路了，女主人要是真想害杜涅奇卡就不会给她这么多钱。钱是最温柔的私人暴力，杜涅奇卡的母亲本来在文官面前唯唯诺诺，一听有这么多钱，马上硬气起来，表示这婚咱不结了。

　　女主人刚出场时，很符合我们的刻板印象，就是那种“打小三”的“大房”，她们总觉得自家男人一定是好男人，都怪那个狐狸精，就算看到确凿证据，还是能换个角度继续恨“小三”。

　　她们是困在“大房”这个身份里的女人，但这个女主人不是，她是一个有能力进行深刻自我审视和灵魂转向的人。她原本可以将错就错，维持现状，但她却作出了艰难的抉择，从她跪求造物主给她力量看，接下来的“赎罪”行为对她并非易事。她做得是那样彻底，连杜涅奇卡的母亲都认为她大可不必，甚至于同情起她的丈夫来。

　　然而杜涅奇卡的高风亮节惹来文官这样的求婚者，差点陷入深渊，女主人一力促成时未必对此人有多少了解。按说一个“不在意嫁妆、只仰慕美德”的男人总是个好男人吧，起码和她那色鬼丈夫正相反。她低估了世界的复杂性，这从她行动力超强也可以看出来，行动力差的人，就是太知道世界的复杂性才总是踌躇不前。

　　女主人持有的是非黑即白的直线思维，她的报复如烈焰，曾企图将杜涅奇卡焚毁；而她的救赎亦如寒冰，以用力过猛的公开忏悔，将对方送入道德神龛。陀思妥耶夫斯基让我们看到，磅礴的善意和行动力，也能诡异地让对方差点万劫不复。

　　读《罪与罚》，不是观光旅游，是和作者一起进行挖掘人性的极限探险，是被作者一把推下人性的矿井，在黑暗的巷道里进行一场没有安全绳的极限探险。

　　在通俗小说里，遗产是清晰的救赎，赞美是纯粹的勋章；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渊里，最极致的道德行动，仍无法换来一个简单的、圆满的结局，还有可能恰恰相反。

　　这就是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最“过瘾”之处——他摧毁了我们对于“好报”与“恶报”的期待。出示的不是一本答案之书，而是一把冰冷的手术刀，让我们得以剖开日常的平静，去审视其中所有未被察觉的幽暗。他撕毁了所有“正常人”的说明书，但是谁又能说，那些浮在表面上的“正常”是一个人的实质呢？真正的了解，也许正是从说明书被撕毁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