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勇

　　《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是对君子人格极为凝练的概括，君子的根本在于德性。儒家认为德性通过诗的感发才得以兴起，进而将诗视为涵养德性的重要路径，在论诗时尤其注重其道德意蕴。这被后世继承、吸收，形成了中国历史上重德性之美的独特诗学传统。

　　孔子论诗是这一传统的渊薮，他提出“尽善尽美”的诗学理想，十分注重诗歌的政教功能。比如孔子说，诗可以兴、观、群、怨，可以事父、事君，有助于博识名物。孔门解诗重德性的倾向被汉儒进一步发挥、巩固。《毛诗序》将《关雎》主旨从“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意涵层层递进，将诗歌与道德、政教相关联。唐代的韩愈反对无“道”之文，主张“文以明道”，强调文章须以仁义道德为本。宋代王安石认为，《诗》的内容与道德贯通，其情感受到礼义节制。诗与德性相融，构建出中国诗学特有的传统。

　　诗是“言志”的载体，其精髓在于将个体情志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关怀。诗人感物吟志，虽缘于个人情志，却以礼义为归宿，使一己之悲欢与家国天下相通。比如诗人屈原，爱国是其思想中最闪光的核心，他在《橘颂》中托物言志，表明自己绝不远离楚国的决心，流露出坚定而深沉的爱国之情。此后，爱国成为君子德性的核心品质，也成为千百年来中国诗歌反复吟诵的主题。“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些抒写爱国之志的诗篇，在代代吟唱中培养起我们的爱国之情。

　　于中国古代诗人而言，他们多将德性修养视为安身立命之本，以诗诉说自己的志向。于谦的“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以石灰自喻的铮铮誓言，道尽中国士大夫“内圣”的人格理想。这不仅是对清白品格的坚守，更宣示了在生命之上更高价值的存在。这种将道德境界置于生命之上的价值取向，与孟子“舍生取义”的价值一脉相承，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品质。诗人把对人格完美的追求淬炼成惊天地泣鬼神的诗句，这种以诗魂铸造民族脊梁的创作实践，使诗歌成为传承文明火种的精神灯塔，让后进的读者感受到穿越时空的人格力量，促使我们在喧嚣的现代社会中重新审视生命的终极价值。

　　正因此，古人在谈论作诗之道时往往将德性修养作为前提。陆游说“工夫在诗外”，当中就包括要涵养正气，唯有德性方正、人格光大,才能创作出格调高的诗。而诗歌由于蕴含德性，又成为教化的手段，形成中国历史悠久的诗教传统。诗教一方面着眼于伦理秩序，一方面侧重德性的涵养。汉代学者解释“诗”字意义时，就将其训为“持”，郑玄进一步加以解释，认为诗可以扶持人的性情，使人德性不偏邪。宋代士人尤其相信诗歌可以培养个体的仁义之性，使人合于道德。古人认为诗可以见性情，作者强烈的道德意识与人格修养渗透在诗歌中，传递给读者，在无形中淘洗读者的精神。中国诗教传统的核心，正在于以诗歌德性之美为舟筏，渡人抵达道德的境界，最终实现个体人格的完善与民族精神的赓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