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 伟

　　文学与故乡的关系，常常被人津津乐道。我们能找到一大批“书写故乡”的作家。故乡作为一个作家的精神原乡与成长出发地，有着无可比拟的经验优先性与情感聚焦性。汪曾祺的高邮，沈从文的湘西，鲁迅的绍兴，都成为独特的文学地标。中国乡土文学的兴盛，正与侨寓都市的文学青年涌动的乡愁有关。

　　然而，不是所有作家都以“故乡”作为文学主体或是创作题材。“故乡”是审美经验的记忆性唤起，而“他乡”则是审美陌生化的撞击，甚至“他乡”在作家的创作中，重要性超过“故乡”。挪威作家易卜生出生于挪威希恩小镇，当过医师学徒，直到20多岁，才去了奥斯陆。易卜生在家乡并不愉快，他公开批评家乡保守沉闷的生活，他的笔下极少出现家乡的背景。

　　“关注故乡”似乎能为作家赢得一种道德优势，而“他乡”在作家笔下，无论怎么出彩，也会被认为仅仅是一种“素材的选择”。其实，“故乡景观”牵扯情感记忆，“他乡风景”也可寄托情志，关键在于“文学地理”与作家能否签订心灵契约，作家的价值观、心性与审美偏好，究竟与哪个景观更“心灵契合”。一个外地人，可能终生与本地格格不入，比如沈从文在北京生活多年，始终魂牵梦绕着湘西。但也可能“他乡作故乡”，比如明代湖北才子袁宏道，流连苏州太湖石公山，太喜欢那里了，便自命“石公山人”。他写了很多关于太湖的诗文，还写了插花艺术杰作《瓶史》。这种情况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中也比比皆是。刘鹗的《老残游记》写活了济南风物，而他是江苏丹徒人；浙江乌镇的茅盾，却写出了有北方气质的《白杨礼赞》；写出《济南的冬天》的老舍，则是北京人。往近里说，就苏州文学界而言，陆文夫先生被人称为“陆苏州”，是苏味“小巷文学”代言人，其实他是江苏泰兴人。

　　“苏州”这个他乡，对我也有重要意义。我不敢与文学大家相比，但在教书之余，也喜舞文弄墨。我是山东人，生长在黄河三角洲的滨州市，我父母都在胜利油田工作。鲁北平原与石油国企的文化因子，融入我的血脉。但是，我成为一名“小说家”，是到苏州之后的事。38岁那年，苏州大学引进我，当时我颇为忐忑。在那之前，我从未去过苏州，对苏州的认知，也仅仅停留在“虎丘”“拙政园”等几个地名。苏州大学的师友对我说，北人南“向”，对你有好处。带着这句话，我来到苏州。清淡精致的饮食，温润的气候，典雅的方言，缠绵的昆曲与评弹，连同宜人的风物民俗，这一切深深打动了我。我在山东以学术研究为主业，苏州的审美体验，江苏温润的文脉，却激活了我的创作灵感，六七年下来，我出版了好几部长篇小说，还有中短篇小说集。我的创作素材，一大块就来自苏州。前年，为了写作长篇小说《太湖万物生》，半年时间里，我常驻太湖西山岛，走遍几十个小村，采访数百人。太湖丰饶的物产，村民恬淡自然、开放包容的心性，时刻感动着我。今年我继续住在太湖，又写了7个中短篇小说，并希望写个长篇小说，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内心对这片热土的喜爱。对我这个“新苏州人”来说，“他乡也是故乡”，同样是生命中最值得珍惜的审美寄托。

　　山川大河，荒原孤岛，造就不同自然景观，也在人类活动参与中形成有辨识度的“人间风物”。对写作者来说，无论“他乡”还是“故乡”，只要遵从内心的认同，就应该用最大的力气表达出来，这亦是写作者的使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