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见

　　因为书写过一些想象与抒情的文字，长期在作家协会机关当差，本人被归入文学从业者的行列。但私底下的自许，始终是个迷途问道的人。生于困惑的我，不愿在迷津中沉溺。做一个明明白白的人，像一尾鱼游弋在澄明透彻的真相里，不兴风作浪把水搞浑以自欺欺人，是我少年以来怀揣的愿想。在天底下做好并做足一个人，比做什么都重要，也更加困难。带着与生俱来的焦渴，我要在沙漠里找到纯净的水源。为此，我可以耗上一生的资粮，乃至生生世世。漠地里出土的木乃伊的样子，实在令我感到惊恐，特别是得知其曾经是某个传奇古国公主的时候。

　　四十年前，我从师范专科学校出来，成为一名中学教员。面对白云苍狗下面的世界，躁动人群中扬起的风尘，内心充满着迷惘的激情。诗歌的吟哦让我变得多愁善感，白天在小路上捡起一片零落的树叶，都会浮想联翩。文学激起了我愤怒或伤悲的情绪，却不给这些情绪提供一条畅通的出路，它们在深夜里喧嚣。青春的生命如同捧在手心的玻璃瓶子，找不到安放的地方，并在想象中一而再发出炸裂的声响。某个无眠的夜晚，面对镜子里野兽般已然变得陌生的表情，我暗下决心，必须让喧嚣的大海平静下来，找回自己本来的模样，即便这个模样无比狰狞。

　　20世纪80年代，正是国家刚刚开放起来的时期。西方思想的潮水，一波又一波地涌入，拍打着人们单薄的胸膛。我几乎是饥不择食地汲取各种精神的给养。相当长的时间里，从克尔凯郭尔、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海德格尔、萨特一脉的存在哲学，尤令我着迷。我几乎是把他们的文字当作药物来服用，以期治愈自己内心的焦灼。但实际的情况似乎恰如其反，他们加重了我的困顿与迷惘，使得身为碳基生命的我，被一堆无用的激情所燃烧，甚至成为一个精神的难民。克尔凯郭尔在哥本哈根街头的徘徊，消耗着自己一生的慧命，还耽误了一个女人的青春，使他终生都得不到原谅。他成了拉封丹笔下那头死在两堆干草间的驴子，那副孤寂的面容，更是让人倍感凄凉。尼采像是从高山绝顶上下来的教主，以狮子的怒吼唤醒人们对自身命运的承担，但他自己却已经承担不起，身体还健硕如故，精神就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不仅让生下他的母亲忧虑重重，也让追随他的人不知情何以堪！陀思妥耶夫斯基恍惚迷离的语言，散发着热锅蚂蚁般的焦灼与不祥，令人觉得崩溃的末日正在一刻刻临近，生活已经无路可逃。至于可怜的卡夫卡，一生都陷入命运的迷阵，心灵也被囚禁在自己造设的坚固城堡里。生活中发生的一切，对他而言不是成全与造就，而是一种碾压与摧毁。在萨特、加缪的话语中，世界似乎只是偶然事件的堆积，生活本来荒谬，存在让人恶心，他人如同地狱，生存的意义只能通过无谓的反抗来求证。而零乘以任何数字都等于零，所有针对荒谬的反抗行动，都不过是让荒谬变得更加荒谬而已。不过，在海德格尔黑森林里的小路上，我还是徘徊了很长时间。在我的想象中，他的精神原型，更像是个从深谷里走出来的东方哲人，但小路并非大道，流连在林中空地的他，远未抵达云端之上的绝顶。

　　对现代西方思想大师们的跟随，给我带来的启示并不比困惑更多。直到某一天醒来，我忽然发现，那些被当作现代人文导师的人，包括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波德莱尔、卡夫卡等，其实都是些病入膏肓的天才、时代精神的祭品、荒野上迷路的羔羊、深夜街头的流浪者。他们以自己为牺牲品去祭祀的，都是旷野里找不到归宿的孤魂野鬼。而人们之所以找上他们，并非因为他们掌握了天地的奥秘和生命的圭臬，而是因为同病相怜，天涯沦落人的抱头痛哭，以生命的伤悲投诉这个世界的苦难，而这种投诉并不使伤悲与苦难的程度有所减缓。跟随他们日落黄昏的脚步，只会走进更浓的夜色，甚至是荒凉惊悚的墓地。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一肚子浑水的我，将目光转向了日出的东方，投入古典思想的问学与修习。在一篇短文里，我写下这样的句子：“我不想做庞贝城里的石尸，来记录一场灾难的恐怖。”对于这个世界，我们已经不是孩子，而是孩子他爹乃至他爷爷，早就没有了撒娇与哭诉的权利，唯有义无反顾地受理与担当，甚至是得到最终的判决，并心甘情愿地接受随之而来的结果。

　　由道而儒、由儒而释的进入，让我对所置身的世界和拥有的生命，有了某种深入而又辽远的体认，一条四通八达的道路隐约在云水间浮现。这种将人间烟火的世俗生活与浩渺天道贯通起来、与万物打成一片的文化，可谓气象大焉，蕴含着哺育人格的强大力量，给人带来了深邃而美妙的存在感。与那些已经作古千年的先贤交心，让我的精神获得了如同醍醐灌顶的加持。在被斥为有着“吃人”本质的传统里，我找到了古老文化的初乳，精神的生命也得以润泽和滋养，并且变得强壮起来，人生有了一个堪称华丽而又豪迈的转身。我学会了对生命本质意义上的尊重，而不是人情世故里的客客气气。我坚信自己在沙漠里找到了永不枯竭的水源，并且有了荣归故里的感觉。云在青天水在瓶，那个曾经备感危脆的玻璃瓶子，也终于有了恒久安放的所在，免于碎落一地。

　　某次旅行的中途，我心里突然冒出一句诗来：枯枝败叶依旧是，万里长空一雁归。生活似乎还是原来的生活，世界也还是原来的世界，只是生活在世界里的那个人被偷换了。他不再是一个愤世嫉俗的受害者，不再是法堂里蒙冤受屈的起诉人，他甚至什么都不是，一无是处却又处处皆是。回想既往求学的历程，如同在歧路上追羊，并非没有实际的裨益，但也有了“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的感慨。三十多年来的进学与历练，让我对自己的文化出身，有了足够深入的认识与自信；对古典文化中启示的意境，也有了切身的亲证，并在回望的时刻深感侥幸——这构成了本书撰述的前提。《穷尽人性的可能——中国古典人文主义叙述》，可以视为作者对自己文化身份的考证与认同，如同绑赴刑场前的验明正身。

　　一个世纪以前，国家积贫积弱，饱受列强的欺凌，几乎到了亡国灭种的关头。危机的旋涡中，焦灼的知识人把国家的失败归咎于文化的劣根。数千年的传统积累成为民族的原罪，受到了一再复加的控诉。当然，这其实是特殊时势下的“文化偏至”。古往今来，从河东到河西，撞了南墙又撞北墙，此类现象并非不可以理喻。每当时代转折之际，西方思想往往要折返轴心时代的希腊。如今，在民族复兴的时刻，我们是否也应该重返古老文化河流的源头，掬饮灵明的活水，来浇灌自己的身家性命，以获得重新出发的力量，并为个体人生旨趣的体认，提供参照的坐标体系？在当今世界，奠基于人性与天道贯通处的中国古典人文主义，具有某种救援的意义。

　　大约在八年以前，我写出本书近似于导言的文字。韩少功先生过目后，给予热情的回应，并鼓励我尽快展开成书。能够欣赏别人的好，并且慷慨于成人之美，是先生行仪中令我感动的部分，而这种感动也是本书得以完成的驱力，尽管他并不苟同，甚至反对我的一些意见。

　　本书结笔之际，已经是岁末的季候，南下的冷空气，一枚枚地摘落园子里艳黄的叶子。我不能不想起一位先辈，华南师范大学原副校长黎克明教授。1986年，在看过我的哲学处女作《概然世界与人的选择》后，先生给我写了一封诚恳而热情的信，不吝溢美之词，除了在他主编的杂志上予以选用，还邀请我出席次年召开的“全国人道主义与人的哲学研讨会”，给这个之前从未谋面的学子以极大的鼓舞。由于后来人生的折转，一路疲于奔命、模样狼狈的我，未能如先生所寄望的那样，继续暗室里的思辨与书写，转而拐上了文学的歧途。数十年间，尽管哲学上的问路追羊未曾停顿，会通文史哲的努力也不敢放弃，但惴惴的内心总觉得辜负于先生的知遇之恩。《穷尽人性的可能》可以看作我向黎先生郑重交上的一份作业。无比遗憾的是，先生早已经驾鹤西行，而我也只能合手默然致意于道旁。同样让我难以忘怀的，还有中山大学的冯达文先生，他讲授的中国哲学史，在我心里深深地埋下了种子。学业的进步有赖于对师道的尊重，但师道的意义不仅仅限于解惑。

　　2022年1月21日于云龙墟木生火工作室

　　（本文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新近出版的《穷尽人性的可能——中国古典人文主义叙述》后记）

　　《文汇报》（2025-12-30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