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浩月

　　朋友送我一罐绍兴黄酒。酒喝光了，装酒的罐子放在厨房门后，许久没舍得扔。一年又一年过去，偶尔看见落尘的陶罐，在透过窗户的光线下有种特殊的美。陶罐是不会发光的，但光作用到陶罐身上，总是瞬间将人的思绪带向远方。我将陶罐放在水龙头下，小心地洗刷它。

　　洗干净的陶罐放在自动咖啡机的边上，再插上一两枝干花，就成了生活里的一部分。

　　对陶罐情有独钟，是因为记忆里一直有种意象存在：一所泥坯砌就的房子，屋顶苫着麦草，一扇一推会吱呀作响的木门边，存放着一只陶罐。那个陶罐，大概率也曾装过酒，酒被饮用完以后，陶罐被顺手放在了门边，用以承接屋檐流下的雨水。常年被雨水浸泡的陶罐，内里长出了青苔，外壁也湿润有加。无数个深夜或清晨，我耳边聆听着雨滴落到陶罐里的声音入睡或醒来。于是，陶罐作为一种意象，顽固地存在于我脑海里。每当下雨或我想家的时候，它就自动浮现出来。

　　我出生的村子，是曾出产过陶罐的，不是那种表层光滑的，而是手感粗糙的土陶。人们用摔打后的黄泥做成罐或碗的样子，在烧砖的时候，顺手将罐坯也放进去烧，烧出来的土陶，远谈不上什么造型。可即便是随手捏就，也有种歪七扭八的美。这些土陶，村民不把它们当作好东西，大一些的用来装稻谷、麦子，小一点的用来腌白菜、萝卜，实在没啥用处的转身就撇了。碎掉的陶罐躺在院子的角落里，春去秋来，冬藏夏长，碎陶罐成为蛐蛐儿和青草的避难所与乐园，围绕着陶片会形成一个小生态环境，一眼望去，有种油画般的美。

　　在博物馆闲逛的时候，我拍摄最多的，不是佛造像、青铜器等珍贵文物，而是那些大大小小的陶罐。凑够了一个九宫格，就会发一条朋友圈。对于陶罐的喜爱，真是藏在骨子里。那些出土于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时期，以及随后各个朝代的陶罐，摆在玻璃罩子下，有的拙朴，有的精致，有的温润，有的细腻，但每一件都让人赞叹——古人做陶的审美能力，真是让人叹为观止。我偶尔心里也会想：博物馆里的陶罐，和我们村里农人们生产的陶罐，也没太大差别嘛。继而又想，为什么博物馆里的陶罐，其中又好看又实用的那些不能被现代人仿制，进行流水线生产呢？如果可以买到，想必不少人家中将会重返摆满坛坛罐罐的生活，厨房或客厅里响起这些瓦罐轻轻碰撞发出的声音，该是多么让人愉悦。

　　现代人将各种新老坛坛罐罐统称为陶罐，但古人的说法就多了，缶、瓿、罂、盎、瓮、缻都曾是陶罐的名字，大家比较熟悉的壶、瓶其实也是陶罐名字演变过来的。作为生活器具，古人对陶罐习以为常，古时的文人墨客也时常将陶罐写入自己的诗文里。论爱写陶罐的诗人，第一个怎能想不到是陶渊明？作为陶姓诗人，陶渊明的归隐生活，离不开陶的陪伴，他在《归园田居·其五》中写道，“山涧清且浅，可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其中的“漉我新熟酒”，写的正是陶制的滤酒工具。用陶罐酿酒、储酒、漉酒……那些曾被诗人无数次使用过的陶器，如果有幸能够保存下来，会比其他陶罐额外多一点诗意吧？

　　白居易热爱用陶，他的作品里就常间接或直接地写到各种陶器，“瓮头竹叶经春熟，阶底蔷薇入夏开”“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陶器对于白居易记录市井生活与民间烟火，乃至于讲述岁月与人情，起到了载体的作用。

　　陆游对于陶器的观察与使用，也常在他的诗句里若隐若现，有“叹息老来交旧尽，睡来谁共午瓯茶”等。不同的滋味，装在陆游的陶罐里，也装在他对生活的品评中，诗人的晚年若少了陶罐的慰藉，孤寂怕是要更添一分。

　　我对于陶罐的喜爱与钟情，肯定不是没由来的。童年生活的耳濡目染，历代诗人的歌之咏之，天地自然在陶罐里的储藏、发酵、映射、弥漫，都通过五官与五感，深深地浸染了我。人若是拥有陶罐那样的素质与品德，也该是很好的吧。能与漫长的历史与时光共处，能在任何一个角落里默默地等候。它可经历暴风雨雪而不变质、变色、变味，可与四季共舞，春日插花，夏日储雨，秋日存粮，冬日暖酒。可手捧之，可怀抱之，是朋友，亦是亲人。

　　所有珍贵的礼物，都通过了时间的考验，陶罐便是其中一种，它是时间留下的最好礼物之一。它不仅是时间存在过的证明，更将时间以某种方式封存其中。若能将一尊古老的陶罐置于鼻端轻嗅，就能闻到时间的味道，并通过那味道找到时间的刻度，还可以通过时间的刻度，管窥历史的痕迹。陶罐是时光存储器，它不带有任何科学的意味，却能任由宇宙间的种种神秘穿越而过。它只留存那些可以被留存、愿意被留存下来的信息，这些信息，是人与陶共生相处的证据。

　　一位认识多年的朋友，年轻时曾写过一首题目为《爱你如陶》的诗。句子记不住了，但诗的名字却挥之不去。我想，有这四个字，他也算继承了陶渊明、白居易、陆游等诗人的一点余韵。我已多年不写诗，但每每看见陶，心里总有诗意涌动。我知道，那是意识与精神中的古老DNA，再次被唤醒了的缘故。

　　《解放日报》（2026-01-08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