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梅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编纂传统中，年谱撰写常面临如何把握史料的翔实程度与对谱主精神世界深度挖掘的难题，易陷入流水账式的事功罗列与谱主内心世界阐释空疏的双重困境。而张直心教授的新著《柔石年谱》则以详实的史料为骨、以细腻的精神描摹为魂，既忠实还原了柔石从浙东书生到左翼烈士的人生轨迹，又通过日记、书信等一手文献的深度挖掘，解锁了这位作家“半是现实，半是青春期梦幻”的复杂内心世界。该书跳出传统年谱“唯事功”的叙事局限，将生平考证、创作溯源与精神勘探熔于一炉，既为柔石研究提供了扎实的实证支撑，也为现代作家年谱的编纂树立了“以史料证精神，以精神显史实”的典范。从谱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求学岁月到左联的革命生涯，从《二月》的创作缘起至《为奴隶的母亲》的社会回响，年谱以时间为轴，串联起作家、作品与时代的三重对话，让这位短暂却厚重的文学灵魂，在史料的肌理中愈发清晰可感。

　　作为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的重要成果，《柔石年谱》完成了对谱主文学地位与史料价值的双重确认。柔石不仅是左翼文学运动的杰出代表，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其小说《二月》在1960年代被改编为电影《早春二月》，成为主流文艺题材突破与艺术变革的重要表征，足见其作品跨越时代的艺术生命力。同时，缘于年谱的文体体例，该书对柔石生平史料如何转化为创作素材乃至题材的轨迹只作点到为止的勾勒、记录，这种“留白”式的编纂智慧，为后续研究留下了诸多突破的活口。

　　在具体撰写过程中，《柔石年谱》以公历年份为纲、月份为目，穿插“年度大事记”勾勒时代背景，既呈现柔石个人创作、生活、革命活动的细节，又关联中国现代文学史、革命史的关键节点，个人史与时代史相互映照。

　　在细节考证上，年谱展现了严谨的考据功夫。如对于柔石笔名的由来，年谱既引用其自我叙述：“每每走过方孝孺祠前的小石桥，流连忘返间总能看见石桥上镌刻的‘金桥柔石’四字”，又援引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中的评价：“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颇有点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双重印证笔名背后的精神寄托与人格特质。值得注意的是，年谱关于鲁迅、郁达夫、柔石、冯雪峰等作为发起人倡始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大会具体日期、会址的考辨，纠正了王艾村《柔石年谱》作“2月15日”、吴黎平《关于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若干问题》作“2月16日下午”等错误，尤见史料学功夫。这种构建于田野考察、日记自述、亲友回忆与公开文献相互参证基础上的考辨方法，有效突破了单一史料的局限性，呈现出立体而可信的史实。

　　《柔石年谱》所构建起个人命运与时代浪潮共振的叙事空间，既勾连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思想脉络，又呼应革命史的关键节点，让个人史成为时代史的生动注脚，让时代史为个人史提供深刻语境。撰写者还注重通过文献碰撞挖掘深层关联，并以“年度大事记”勾勒的时代语境为底色，让个人精神轨迹与历史洪流形成深刻呼应。这种多重文献的交叉互证，让年谱的史实记录既有温度，又有厚度。

　　传统年谱往往偏重谱主的外在经历，而《柔石年谱》的突破则在于，将谱主那些“有真实性的梦”视为与现实同等重要的史实，是“画梦录”“灵魂诗”，而日记、书信等私人性文献理应成为开启谱主心扉的密钥，让读者得以窥见其内心独白与自我拷问，逸出以往传记“为尊者讳”的叙事局限。

　　在“向左转”之前，柔石的精神世界充满了青春期的迷茫与诗人气质的浪漫。1922年5月2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已经到开花期和结果期了。假如再不想想，以后的生命也无用继续。”流露出对人生意义的追问；同年5月24日所作小诗“雨，你可不必下了！/你决不能洗净——/那老农足上的污泥，/少女面上的泪痕，/和我心中的忧伤痕迹”，则将个人苦闷与底层苦难相连，显露出早期的人文关怀。年谱对这些日记内容的完整收录，打破了“革命作家”标签下的扁平化叙事，展现了柔石作为青年知识分子时的精神彷徨。

　　随着时代浪潮的冲击，柔石的精神世界逐渐从个人迷茫转向社会关怀与革命觉醒。年谱通过这些私人书写，清晰勾勒出柔石从“为人生而艺术”到“为革命而艺术”的思想转变轨迹。可以说，这一转变并非偶然，而是时代浪潮与个人觉醒相互作用的结果，这在其私人书写中留下了清晰可辨的精神印记。

　　加入左联后，柔石完成了思想的彻底蜕变，坚定“为革命而艺术”的方向。1930年致冯铿的信中，他明确宣言：“我们只有这样做才对，才能配合我们的事业和理想，真理是只有一条路的。”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后，他在通讯《一个伟大的印象》中呐喊：“世界革命成功万岁！我们都以火，以血，以死等待着。”将文学与革命事业完全融合。即便身陷牢狱，柔石在1931年狱中致冯雪峰的信中仍写道：“现亦好，且跟殷夫兄学德文，此事可告大先生，望大先生勿念。”可见其在绝境中坚守革命信念与知识追求。

　　《柔石年谱》所开辟的精神勘探新维度，既突破了传统年谱“重行迹、轻心迹”的固有局限，又挣脱了“为尊者讳”的传记书写桎梏，将日记、书信等私人书写提升至核心史料地位，使其成为解码进步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独特密钥，让个体心灵史与时代思想史形成深度共振。撰写者以敏锐的史料洞察力与深刻的精神穿透力，跳出“革命作家”的标签化叙事，对私人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细腻解读与精准串联，完整还原了柔石精神成长的复杂轨迹与清晰脉络。这种“深挖私人文献、解码精神轨迹、勾连时代语境”的编撰实践，不仅填补了以往革命作家研究中“重革命叙事、轻心灵描摹”的空白，更打破了传记书写中的扁平化误区，为现代作家年谱的编撰提供了极具创新价值的范式指引。撰写者以“让史料说话、让心灵可见”的治学态度，使得柔石的精神世界不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有彷徨、有觉醒、有担当的鲜活存在，其以笔为炬、向光而行的生命历程，在撰写者的精耕细作中获得了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深刻彰显了文学史料研究“以文证史、以史见人、以人铸魂”的深层价值，也让革命作家的立体人格与不朽精神在当代依然具备强烈的感召力与启示意义。

　　《文汇报》（2026-02-26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