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2月27日电 题：看典籍里的书院传承中华千年文脉

　　中新社记者 应妮

　　继在博物馆、庙会里过大年之后，在书院里过一个文化年成为马年新风尚。中国各地有条件的文化书院纷纷举办各种书“福”、诵读、拓印等活动，带领民众亲近传统文化。

　　中国的文化书院是何种制度？如何流变至今？有何重大影响？正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举行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典籍里的书院”大展或能提供答案。

　　展览现场展出甲骨、石刻、善本古籍等多个珍贵展品，追溯了书院兴起背后的思想根源和历史积淀，共分“书院经纬”“洙泗之风”“学以载道”三个单元。

　　1月19日，“修学好古 实事求是——典籍里的书院”展览开幕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举行，图为观众现场观看“教戍”甲骨。　中新社记者应妮 摄

　　儒家思想奖掖学术、重视学校，官学与私学长期并行不悖。面对历史的激烈变革，学者先贤们借鉴官学与私学的教学特点，创造性地发明了书院这一中国古代独特的文化教育机构。

　　中国古代书院是集讲学、藏书、刻书、祭祀等职能于一体的文化教育机构，发轫于唐，完备于宋，迭经千载，弦歌不辍，声名远播海外。

　　现场展出的熹平石经《论语》残石引人注目，其上仅存“不知”二字，出自《论语》首篇《学而》首章，东汉熹平石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典刻石，后经战乱至唐代已毁，现存残石极为珍贵；而东汉末年的《论语》刻入熹平石经，反映了《论语》地位在汉代的迅速提升。在典籍《古今图书集成》中，能看到“光石山书院，故基尚存”的字句，这是目前文献中能找到的最早“书院”之一。

　　1月19日，“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典籍里的书院”展览开幕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举行。图为现场展出的熹平石经《论语》残石，其上仅存“不知”二字。　中新社记者 应妮摄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邓洪波介绍，书院产生于唐代初年，最初是士人读书治学之所，后官府推出丽正、集贤书院作为全新的官方学术机构，让书院带有官民两种传统开始成长；在宋代，书院作为一种文化教育制度得以完全确立，彼时书院总数是唐五代书院总和的10倍以上，南宋时以江西为中心，周边的浙江、福建、湖南诸省甚至形成一个占书院总数74.43%、势力强大的书院密集区。

　　他指出，元代书院发展最重要的特点是填补了辽金留下的空白，呈现向北推广之势，并出现官学化趋势。之后的明代成为书院发展史上最具活力的时期，以近2000所的书院数量远超此前历代总和，并出现平民化、社团化的倾向。清代书院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基本普及城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自20世纪80年代起，一大批以复兴传统文化为己任的现代书院纷纷涌现。

　　值得一提的是，书院的海外传播始于明代，对朝鲜半岛影响最大，李氏王朝时期出现了大量教授程朱理学、奉祀朱熹的书院。日本江户时代，随着朱子学、阳明学的传入，日本国内也涌现出一批不同性质的书院。书院还被华侨、外国传教士移植远至南洋的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西洋的意大利、美国等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联系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的桥梁纽带。

　　千余年间，中国古代书院成为承载中华文明基因的鲜活载体和连接中华千年文脉的精神道场。在书院文化重兴的当下，邓洪波呼吁各书院保持文化的自觉、自信与担当，在保持开放之势的同时既吐故纳新，又温故知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