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丽华

　　马年新春，中国考古博物馆二层公区“上新了”。新展出的28件陶俑，包含5个类型——驮马、鼓乐骑俑、仪仗骑俑、甲胄骑兵俑、甲骑具装俑，向公众揭开北齐帝陵的神秘面纱。

　　在河北磁县县城南部、太行山东麓，漳河和滏阳河之间密集分布着大大小小数百座坟丘，经科学考古证实是东魏北齐时期的皇家陵墓区。湾漳壁画墓是墓群中唯一经发掘确认的帝陵级墓葬，是300多座北朝墓葬中璀璨的明星。由于规模巨大，发掘工作从1987年持续到1989年。

　　历史上，在北齐奠基人高欢的带领下，他的家族和部众从敕勒川辗转回到中原腹地。湾漳壁画墓中出土了6件大型鞍马、14件小马和4件驮马，其中驮马主要作为畜力使用，小马应是未成年马驹或备用之马的体现。

　　已知中国境内家马的出现，大约晚至距今4000年的黄河上游地区，例如属于齐家文化的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玉门火烧沟遗址等。而黄河中下游地区出现家马，则更晚至商代晚期的安阳殷墟遗址。

　　考古学家袁靖认为：“先秦时期，马主要有三大用途：一是作为彰显地位的随葬品和祭祀品；二是作为挽车畜力，用于拉车、车战或驮物；三是用于骑乘，主要应用于战场。”春秋战国时期，孙阳（伯乐）擅长相马，马王堆汉墓出土有帛书《相马经》。从西汉景帝时期开始，逐渐出现“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的景象，马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东魏邺城时期，贾思勰编著的《齐民要术》中不仅保存了部分《相马经》，还发展出相马五脏法，对于马的饲养及医治记载得丰富详实。

　　从公元前600年左右起，欧亚大草原上的人们开始掌握骑术。到公元前400年左右，与农耕民族交界的北方游牧部落将骑马与射箭相结合，形成了一支马背上的强大军事力量。骑兵出现后，农耕民族与游牧部落之间的贸易活动和文化交流日益兴盛。无论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还是秦汉长城的修筑，都与来自欧亚草原的骑兵密切相关。骑兵尤其是重装骑兵的出现革新了战争形态。文献记载的“甲骑具装”，为将士和马匹都披上厚重铠甲，可如同坦克一般冲锋陷阵，所向披靡。湾漳壁画墓出土的甲骑具装俑（见图）便是这一兵种的真实写照。近年来，在邺城正南门朱明门外的护城河中，意外发现了一具保存相对完好的“甲骑具装”铁铠实物。当时能够编入军队的这类兵种数量或许还相对有限，也存在一些马身未披铠甲的骑兵。

　　湾漳壁画墓不仅出土了考古所见规模最大的墓葬壁画，也是秦汉以后出土陶俑数量最多的墓葬。墓道壁画绘制的106个出行人物和墓室中出土的1805件陶俑，构成了北齐开国皇帝文宣帝高洋的“大驾卤簿”。这些陶俑中，骑俑多达200余件，以骑兵俑为主，均为身披铠甲的武士形象，甲骑具装俑更是多达90件。这些骑俑所对应的或许就是文献中记载的虎贲。此外，骑俑还包括头戴平巾帻的仪卫骑俑和鼓乐骑俑各30余件。鼓吹铙歌自汉代从西域传入中原后，便逐渐成为军中乐队及身份的标志。骑在高头大马上的仪卫和鼓吹军乐，在步行将士、文吏们的簇拥下，共同组成了庞大的送葬队伍，一同护送高洋的灵柩进入幽深的墓室。

　　两汉至北朝近800年的风云变幻，在东魏北齐时代的邺城画上了一个句号，最终奠定了隋唐盛世的文化基因。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