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逸尘

　　近年来，新大众文艺蓬勃兴起，新的写作主体、新的经验形态、新的传播渠道催生出创作的新质、孕育新的文艺生态，新的受众群体也正在形成。主旋律文学、纯文学、类型文学、通俗文学之间曾经清晰的界限正在消失，文学创作正在超越既有的文体甚至文本形态，融入更加广阔的日常生活、社会肌理乃至世界时空。新时代文学创作正在经历从观念、视域、格局到方法、风格、经验的全方位嬗变，文学批评与研究也须跟上时代的脚步，践行“大文学观”。理论话语的建构甚至应该走在创作前面，进而反哺并引领创作实践、审美风尚。

　　秉持着这样的思路，在对新时代文学进行跟踪研究的过程中，笔者格外关注新观念方法、新思潮现象的涌动。进入新时代，一个突出的现象是：“革命历史”再度成为作家倾心的叙事资源，不同代际、不同背景的作家基于对“人民史诗”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自觉认同，创作了众多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佳作。对于这股方兴未艾的文学潮流，笔者称之为新时代“人民史诗的文学”之“革命历史再叙事”。以“大历史观”“大文学观”审视“革命历史再叙事”，可以发现，作家们深刻意识到生活的变化和流动是时代的底色，意识到个人的内在心理、情感动机与时代主潮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敏感于这种变化并对历史与现实进行联动书写。由此，笔者进一步提出“新红色经典”的理论命名，这不仅基于对当下文学场和代表作品的阐析与细读，亦是对新时代中国文学创新发展的期待与前瞻。

　　上述观察与思考的成果便是理论专著《“新红色经典”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在这本书中，笔者注意到，“革命历史再叙事”把人物形象同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将个体心灵、日常生活、人的命运融入社会、民族、国家甚至世界中，这也成为“新红色经典”标志性的写作伦理。总体而言，“新红色经典”的创作实践超越了传统模式，形成了一套独具美学品格与哲学深度的文学方法和风格标识。也即，在描摹宏阔历史进程基础上，更加注重对个体生命内部景观的勘探，在语言和形式上寻求变化，从而在“审美现代性”的意义上敞开了新的美学向度。

　　事实上，“革命历史叙事”在当代文学史的各个时期都不曾缺席，都有重要作品问世，但其历史观念、叙事方法及文学风格却有很大不同。经由对《牵风记》《千里江山图》《英雄山》《乌江引》《长津湖》《一塘莲》《惊蛰》等代表性作品的剖析，笔者试图解决如下问题：“革命历史再叙事”在思想观念、文学语言、形式探索诸方面，包括对革命历史的认知与理解，有哪些新变化？我的结论是，新时代的“革命历史再叙事”比以往的同类题材作品有了更加宏阔的思想视野和更加深沉的文化自信。作家们以更加开放的文学观念和更加自觉的历史责任感、现实使命感重述革命历史，彰显了新时代“人民史诗的文学”深厚的“人民性”底色和艺术探索的巨大潜力。

　　比如，同是类型叙事，同属谍战题材，孙甘露的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和海飞的“谍战深海”系列小说，就展现出迥然相异的风格。《千里江山图》在结构形式与叙述语言上别出新意，使作品具有了“先锋性”。作家以“物的旁观”视角、“扁平人物”的塑造与“零度写作”的方式，有意识地在做“减法”，写出了纯粹而别样的“谍战”面向。而海飞的谍战叙事里，有战争的血火、伟岸的英雄，也有高蹈的理想、忠贞的信仰；有壮阔诡谲的历史，亦有朴素绵密的寻常日脚。尤其是越来越专业化、知识化的人物设定和形象塑造，就不仅是一种叙事创新，更是创造了一种可以和当下年轻受众同频、共情的“身份认同”。对“文化共同体”的想象与建构，也标志着谍战题材对革命历史的表现和探索进入了新的阶段。

　　以“大历史观”“大文学观”的视角观察，“新红色经典”创作在和受众的对话中碰撞出了新的文学方法，其中有“超验主义”的探索与超越，有先锋姿态与“零度写作”，有“知识分子叙事”的现代性，有极端经验和日常经验的融合，有英雄叙事的祛魅与重建，也有“小写历史”的叙事策略……由此，历史的可能性和人的存在感都得到了极大解放，亦表征着“新红色经典”创作延伸出了迥异于“红色经典”的、充满现代性意味的新的美学向度和文学经验。

　　那么，“新红色经典”的叙事动力源自哪里？进入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的提出与实践，使当代中国文学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灵魂。有了这种既具有政治高度又富于哲学深度且兼具属己性、原创性的思想精神的引领、支撑，新时代文学也便有了新的视野、新的主题、新的方向，可以由此出发书写新的题材内容、建构新的情感结构、开辟新的思想空间，进而为文化强国、民族复兴提供新的经验、新的美感、新的精神力量。尤其是“新大众文艺”的勃兴，在文艺创作生产端与文化消费端之间建立起更加紧密的对话关系。人工智能的兴起打破了传统意义上“创作—接受”的固有逻辑闭环。技术迭代革新了文艺形态，媒介融合成为新大众文艺的主要特征；“写人民”与“人民写”的贯通融合，激活了原有的文学生产链路；源于生活、从大众中来的文学得以更加真切生动地回归生活、回馈大众。这些都给“新红色经典”创作的自我更新、跨界“生产”、“破圈”传播提供了新的可能。

　　于是乎，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传统意义上的纯文学作家以或先锋性或类型化的文学形式处理看似“传统”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出的作品文学界认可、新媒介看重、大众接受度高，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微短剧、舞台艺术以及动漫、游戏等其他衍生品，经由大众消费产生跨界、破圈的影响，甚至开拓了海外市场，影响、塑造着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受众。

　　在世界文化语境下，怎样对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与中国文学如何展开“世界想象”，是“一体两面”的，共同作用于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与“当代中国形象”的塑造。从绚丽的舞台到流淌的文字，从银幕的光影到沉浸的游戏，大批文艺精品、文化产品的持续涌现成为海外受众走近中国文化、了解中国故事的重要桥梁。“新红色经典”的创作主体亦应以更加宏阔的世界性视野和人类共通的情感结构，以更具概括力、想象力，更具总体性、超越性的作品参与到新时代中国文学乃至思想文化的建构中，进而更加深入、有力地对话和影响世界。

　　笔者在书中也提到，“建构‘经典’只是‘经典’被确立的过程，而不是‘经典’被确立的结果。”本书的写作以及对“新红色经典”的理论建构某种程度上只是抛砖引玉，更重要的是，这种建构寄寓着对时代文学经典的期盼与呼唤。

　　（作者系光明日报社记者，辽宁省作协特聘签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