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卞毓方

　　大年初一，第一件事，是逛王府井书店。书店10点开门，我略晚了一步，以为过年大家忙着走亲访友，书店未必有多少人，谁知挤得像庙会——文化在人潮里，并未退席。我径直上四楼，到中外文学部。西北角原有四张书桌，供人静坐翻阅，如今只剩两张，早已座无虚席。我只好立在柜前，随手翻书。站久了，腿有些发酸。墙角立着一架白色木梯，夹在书架之间。我索性坐了上去。身后是整面书墙。我不过高出地面数尺，视线却正好与一排排书脊齐平。请人替我拍了张照，随手发到朋友圈。

　　不一会儿，一个小伙子走来，说：“爷爷，我要回去了，那边有个位子，您去坐吧。”我起身道谢。书梯到底高了点，上下不方便。我抱着一摞书，坐上那位子。

　　我逛书店，向来不是“读”，是“翻”。看书名，看目录，随手翻几页，无趣的便放下，合眼的就搁在一旁，回头再买。正翻着一册《马尔克斯选集》，手机响了。

　　微信名“长歌当啸”（那正是我一本书的名字）的发来微信，注册地显示卢森堡，我猜是旅欧同胞。他进我的群已有一年，常跟我聊天，他有个习惯：凡事爱问“最”。我戏称他“最先生”。

　　昨天，他问：“老师，对您影响最大的一句话，是什么？”我答：“最大，这要分阶段，分事项。你爱文学，给你讲个与写作有关的事。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与郝北上——也是个文学发烧友，去拜访《当代》副总编章仲锷。我俩缠着他问创作诀窍。章老师皱皱眉，说：‘你们问的这些都没用，关键是拿出东西来。作家是靠作品说话。’这句话，我一直记着。”他回了个放鞭炮的表情，说也要把它刻在心里。

　　我看了看手机，11点整。卢森堡时间该是凌晨4点。这么早就起来读书，让我想起自己少年时——也是三四点起床苦读，不觉生出几分惺惺相惜。

　　今天，他又问：“老师，您最爱的作家是谁？”

　　又是“最”。国内文坛英才济济，叫我如何取舍？正沉吟，他信息又至：“我是问海外。”

　　大概人在欧洲，格外关心海外作家。这题倒好答。我说：“王鼎钧。”“哪一点值得您爱？”我写道：“作家年至耄耋，多半力衰思钝。王鼎钧去年满一百岁，新作依旧清新干练，全无颓态。他写过一句话：‘树为什么好看？树有一种努力向上生长的样子。’在我心里，他就是那样一棵始终向上生长的树。”

　　以为话题到此为止，他又问：“您也喜欢张晓风？”“是。”“最喜欢她哪本？”“难说。”“哪一篇？”我脱口而出：“《仓颉》。”“好在哪里？”我本想让他自己去体会，文学这东西，最好亲自咀嚼。转念一想，他远在卢森堡，手边未必有书，便耐心写道：“妙在构思。张晓风把仓颉写成一个激情澎湃、好奇心十足的大男孩，把自己比作春泥上鸟兽的足迹——仓颉因这些足迹而发明文字。她最后说：我不做仓颉，我只做远古原野上那一枚枚使仓颉灵智顿开的留痕。”张晓风的笔，总能在不经意处翻出新意，让人眼前一亮，又在心里慢慢回味。

　　我以为总算可以安心翻书了。不料，他又问：“您说过，中年改写散文，是受余光中《听听那冷雨》的激发。您现在还喜欢那种风格吗？”这股执拗劲儿，倒像当年的我。只是我不是章仲锷，不能一句话就让人醍醐灌顶。我答：“《听听那冷雨》属于赋体，过于华丽。年轻人若学写散文，不妨读读他《桥跨黄金城》中的一段，等我回家抄给你。”他立刻回：“不用，我这里就有。哪一段？”我告诉了他。

　　为方便读者，也录于此：“桥真是奇妙的东西。它架在两岸，原为过渡而设，但是人上了桥，却不急于赶赴对岸，反而耽赏风景起来。原来是道路，却变成了看台，不但可以仰天俯水，纵览两岸，还可以看看停停，从容漫步。爱桥的人没有一个不恨其短的，最好是永远走不到头，让重吨的魁梧桥身把你凌空托在波上，背后的岸追不到你，前面的岸也捉你不着。于是你超然世外，不为物拘，简直是以桥为鞍，骑在一匹河的背上。河乃时间之隐喻，不舍昼夜，又为逝者之别名。然而逝去的是水，不是河。自其变者而观之，河乃时间；自其不变者而观之，河又似乎永恒。桥上人观之不厌的，也许就是这逝而犹在、常而恒迁的生命。而桥，两头抓住逃不走的岸，中间放走抓不住的河，这件事的意义，形而上的可供玄学家去苦思，形而下的不妨任诗人来歌咏。”余光中借桥写时间与存在，既是解剖世相，也是解剖自己。

　　他道谢，挂线。我继续翻书。

　　手机频频响起，多是拜年短信。“最先生”却再度发问：“请问老师，您最近在写什么？”最近，也就是昨天晚上，我写了一则“除夕笔记”。我就把这事说了。“那您下一篇想写什么？”谢天谢地，这次他没有用“最”。这就好答。我说：“打算掉转笔尖，写中华文化之光，从陶文、甲骨文写起，此刻正在构思的，是‘泰山日出’，不是自然界的，是精神领域的，侧重于东夷文化。”“然后呢？”“从三皇五帝，一路向下写，这是个难题，很多故事，别人都写滥了，我照着写，没意思，另辟蹊径，又谈何容易。”“能否透露一点。”“譬如说共工，这是个失败的人物，我却想写他的胜利，因为他一头撞向不周山，造成天柱折，地维绝，星辰易轨，江河改道，颠覆了宇宙既有的运行法则。”“太好了，这就是新意。能否再说一点？老师，我不会剽窃您的思路，我只想受点启发。”

　　我沉默。不是保密，而是种种构思都还处在混沌状态，今天可能这么想，明天说不定又彻底放弃，另起炉灶。啊，有一篇，已拟好详细提纲，说说也没关系。我告诉他：“想写老子。鲁迅写过《出关》，我拟写《出关之后》，你应该比我更明白老子在境外的影响。”“谈不到‘更’，多少知道一点。”

　　他终于挂线，我又埋头翻书。

　　身旁走了一人，空出一个位子，随即有人闪电般补入。书店就是这样，有时座位比戏票还珍贵。

　　是个青年，剑眉星目，气质清朗，带着几分少年人的锐气。他摊开怀中的书，我瞥了一眼：有余光中、王鼎钧、张晓风的——还有两本，居然是我的。

　　见我发蒙，他笑道：“卞老师，我就是‘长歌当啸’。”

　　“你不是在卢森堡？”

　　“我就在北京，就住这附近。卢森堡只是手机注册地址。刚才看到您发的图片，就赶过来了。”

　　原来如此。网络时代，隔屏聊得火热，见面却未必相识。

　　问他底细。姓罗，某大学研究生，学国际商贸。

　　“为何如此迷恋文学？”

　　“本科读的中文。”

　　时代不同了，转系转学已成寻常。我们那一辈，若无特权，想也不敢想。

　　中午，他买来两份快餐。我不敢离座，怕一转身就被人占去。

　　边吃边聊，他忽然又问：“卞老师，您知道这世上谁最爱您？”

　　我脑筋转了转，笑而不答。

　　又问：“今天，谁最能证明您的存在？”

　　莫知其梗，仍旧不答。

　　他揭开谜底：“最爱您的，是您自己。您忒爱惜羽毛。今天最能证明您存在的，是那架书梯——到您这个年纪，还有几人肯坐上去？”

　　我盯着他忽闪的大眼，忍不住笑了。

　　他说我“最爱自己”。这话听着有点刺耳，却也未必全错。人若连自己都不珍惜，又凭什么去写文字？写了，又给谁看？

　　说到登上书梯，不过是腿酸所迫。高一点，也就将就坐了。他正年少，不能体会老人的无奈。

　　那天的书店，灯光很亮。书墙一角，那架白色木梯一直靠在那里。人来人往，有人登高取书，有人顺便落座。书梯不过数尺之高，却也让人暂时离开地面的视线，以及干站的疲劳。

　　文化的位置，不在标签上，不在座次里。它在读者的心中，在那一点微微“离地”的清醒，在一代人与另一代人的对望之瞬。

　　爱文化的人，总会找到自己的位置。

　　《解放日报》（2026-04-30 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