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波

　　天坛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天”“祈谷”的场所，也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祭天建筑群。它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在其后的近五百年间，天坛一直是皇权神圣性的至高象征。这样一处皇家禁地，是如何开放成为市民公园的呢？

　　彩色铜版画《皇帝在天坛祭天》，收录于美国1883年《中国总论》。

　　清末民初“公园”概念传入

　　“公园”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但古代所谓的“公园”专指官家园林，与今日我们所理解的“供公众游览、休憩、开展文体活动的公共园林”并不是一回事。最早记载“公园”一词的是《魏书·任城王传》，“表减公园之地，以给无业贫口”，意为建议减少官家园囿，将土地分给无业的贫民。近代公园的概念，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西风东渐进入中国的。

　　19世纪中期，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欧美大城市人口拥挤、空气污染，缺乏健康休憩空间的城市问题日益显现。于是经过专门设计、供公众游览的城市公园初现。1847年建成并开放的英国伯肯海德公园是第一个使用公共资金购地建设并由市政府承担管理维护责任的公园，被公认为世界上第一个城市公园。受其影响，美国国内掀起了“城市公园运动”，欧美城市公园逐渐兴起。这一理念随后被带到上海等通商口岸。1868年，英国人在上海租界兴建了中国第一座公园——“公家花园”（今黄浦公园）。此后，天津的维多利亚公园（1887年）、汉口的海关花园（1875年）等陆续出现。

　　20世纪初，公园理念在中国的传播明显加速。1903年，梁启超游历美洲后写道：“论市政者，皆言太繁盛之市，若无相当之公园，则于卫生上于道德上皆有大害。” 1906年，出洋考察宪政的大臣端方、戴鸿慈上奏朝廷，提出“各国导民善法，拟请次第举办，曰图书馆，曰博物馆，曰万牲园，曰公园”，恳请“先就京师首善之区，次第筹办，为天下倡”。这道奏折将公园与图书馆、博物馆、动物园并列，视为“导民善法”。

　　1905年《大公报》刊发《中国京城宜创造公园说》一文指出：“皇城帝都者……市廛繁密，车马殷阗，空气少而炭气多，无公园宜疏泄之，则不适于卫生而疾病易起。”1910年，《大公报》发表《公共花园论》，从三个方面论证公园的必要性：公园“有益于卫生”——可以改善城市空气质量，促进民众健康；“有益于民智”——可以“长点普通的学问”；“有益于民德”——可以提供健康高尚的娱乐方式，改变国人沉溺于嫖赌的不良风气。文章颇具远见地提出，可以将“天坛、先农坛、地坛、日月坛以及别的大庙宇地方，稍加修改，即可作为公共花园”。在帝制时代提出如此建议，显示了超前的眼光。

　　天坛公园开放后游客在祈年殿前留影。

　　民国初年天坛公园开放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天坛交由民国政府内务部管辖。然而内务部的接收“仅限于名义上”——既未派驻人员，也未订立新的管理办法。此时的“禁地”概念已名存实亡：“名虽禁地，不乏游人”，私自进入游览的人越来越多。

　　这一时期，社会上关于天坛改造的讨论已经十分热烈。有人提议将天坛建为博物馆，有人主张建为烈士纪念堂或孔子纪念堂。民国政府的宪法委员会也将首部宪法的起草地点定在了天坛，原因之一在于“天坛本为天子祭天之圣境，且天为万物之最高者，宪法为民国之根本法律之最高尚者，故于天坛内起草宪法最得其宜”。（《孙议员以天坛为宪法起草地点之主张》《顺天时报》1913年7月14日）可见天子虽已退出历史舞台，但天坛的神圣地位仍然根植在国人心中。

　　民国元年（1912年）10月，为庆祝国庆，天坛开放三天：“俾便游览而伸庆祝……各界人等一体准其游览。”1912年12月，民国政府内务部礼俗司设立古物保存所接管天坛古物，为庆祝保存所成立，1913年元旦，天坛免费开放10天。据《正宗爱国报》1913年1月13日的《游坛纪盛》记载：“天坛门首，但见一片黑压压的人山人海，好像千佛头一般……这几天游人日盛，不止北京一方面，连天津、保定府、通州之人来逛的也不在少数。”

　　1914年5月，内务总长朱启钤向大总统袁世凯提交了《呈大总统为开放京畿名胜场所并酌订章程缮单请鉴》呈文，将天坛列在开放名单的首位。呈文中阐述了开放的三重理由：其一，学习西方经验，开放名胜为公园，设置门票可增加财政收入，为文物修缮提供经费；其二，一些皇家禁地在晚清时就已特许外国人进入，而中国民众却始终无缘踏足，这不利于民国建立新的平等国际关系；其三，民国既已建立，皇家禁地就必须废除，才能体现出民国政体的民主和政府对公民权利的保障。然而，此时的袁世凯正在谋划称帝，为了造势，他规定“礼莫重于祭，祭莫大于郊天……京师祭所应在天坛”（《大总统祭天命令》《孔教会杂志》1914年第一卷第12期），致使天坛开放设想化为泡影。同年12月23日，袁世凯率领百官在天坛举行了一次仿古祭天大典，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天坛祭天仪式。

　　袁世凯下台后，政局依然动荡不安，天坛除了被林场、传染病院占用外，还屡遭战火威胁，尤其1917年7月，张勋以调解府院之争为借口进京，扶持溥仪复辟，其部队屯兵天坛。此后讨逆军入城，围攻天坛。“向天坛内辫匪放枪炮，一时炮声震地，弹如雨下，威力极猛。”“但见墙壁许多枪痕，墙顶之土瓦为之折或穿洞。至天坛大门则更甚。”

　　战乱平息后，内务部指示礼俗司“因祭天典礼暂缓举行，天坛地方关系古迹……应开放俾人参观”，着手筹备天坛开放事宜。

　　1918年1月1日，天坛正式辟为公园，面向中外人士售票开放。祈年殿、皇穹宇、斋宫等处殿堂均向游人开放，门票大洋3角，另有仆从券、马车券等，12岁以下儿童免票。《群强报》记载：“天坛为历朝祀天之所，建筑闳丽，林木幽茂，实为都会胜迹之冠。外人参观向由外交部给予执照，而本国人士罕有游涉。今者内务部特将天坛内重事修葺，平垫马路，以期引人入胜。”至此，天坛成为继社稷坛、先农坛开放之后又一座开放的坛庙园林，完成了由皇家禁地到近代公园的历史性蜕变。

　　历经坎坷终获新生

　　天坛公园的开放，为北京市民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公共休闲空间，其广阔的地域、葱茏的树木、宏伟的建筑，迅速成为京城最具吸引力的游览胜地之一。

　　早在开放前的1914年5月，第二届华北运动会和第二届全国运动会就在天坛举行了。“天坛门首高驾牌楼，缀以松枝鲜花，大书‘全国运动会场’，第二门则有售券处，运动会场分东西两部……有军警莅会弹压。”运动会的举办为天坛增添了体育设施，也成为天坛公共空间改造的有效尝试。

　　在社会活动方面，天坛内多次举办重大活动。1918年2月，全国急募赈款大会在天坛召开，游览收入用于赈济灾民。1918年11月，为庆祝协约国胜利，天坛免费开放3天。1920年7月，法国前总理班乐卫一行参观天坛。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抵京，各界人士在天坛举行欢迎仪式，泰戈尔发表演说后游览了天坛。

　　1923年10月，中华邮政总局发行以祈年殿为图案的“宪法纪念”邮票，引发市场强烈反响：“闻此项邮票所印无多，收藏邮票家之大好材料也。”天坛从一个政治象征转变为深入人心的文化象征。

　　然而，天坛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其土地被蚕食和经费短缺问题自民国之初就十分突出。1912年底外坛8.7万平方米土地被借拨创办林艺试验场。1917年5月神乐署后院被建为传染病院。1922年5月，天坛外坛北侧修建长达五千余米的跑马道供在京外国人使用。

　　天坛管理经费捉襟见肘，1928年上报内务部申请修缮坛内各处古建。内务部批示：“经费缺乏，部无钱拨放。”公园只得上涨票价，而对普通大众来说，“断不是那些穷苦工人每天所能花得起，而到里边去休息的”。高昂的票价使天坛面向大众开放的初衷大打折扣，游览天坛逐渐成为富人的专属。

　　更为严重的是驻军的反复破坏。1926年至1927年间，天坛屡有军队占驻。1927年1月，东北陆军第6旅第17团占领天坛。同年10月，军事部在坛内设野战兵器总厂，祈年殿被划入防线，天坛被迫关闭。北洋政府后期，北京政局动荡，政府对天坛的管理日趋混乱。1928年12月报道：天坛“古树名迹斫毁将尽，军人借驻，游客杜绝”。

　　到新中国成立之时，天坛“大片土地荒芜，满目荆棘瓦砾，墙垣倾圮，蛇虫出没”，神圣祭坛已是面目全非。1951年天坛管理处正式成立，开始系统性的修复工作。1961年，天坛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祈年殿、圜丘、皇穹宇等主要建筑经历了多次大规模修缮，恢复了历史的庄严与壮丽。1998年，天坛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天坛是建筑和景观设计之杰作，朴素而鲜明地体现出对世界伟大文明之一的发展产生过影响的一种极其重要的宇宙观。”

　　从明清两代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家祭坛，到民国初年饱经考验的市民公园，再到新中国成立后获得重生的文化遗产，天坛的转型历程折射出中国从封建帝制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轨迹。它见证了袁世凯的复辟闹剧，经历了军阀混战的炮火洗礼，遭遇了经费短缺和驻军破坏的困境，最终在新时代找到了传统与现代、保护与利用的最佳平衡点。这一转变，不仅是一组建筑在功能上的改变，更是中国从封建帝制走向现代社会的完整缩影。（作者为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