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唐

　　莫言的新书《人呐》是短篇小说集，短得不像莫言。八十一篇故事，最短的不足八十字。它与《丰乳肥臀》《檀香刑》的庞大气象截然不同，仿佛出自他人之手。围绕这本书的争议一触即发：一端称赞他以极简的文字洞察人性幽微，另一端则吐槽他注水、凑数、浅薄、无聊。双方各执一词，讨论却始终在表层打转：前者纠结于“中心思想”，后者纠结于“段落大意”。实际上，莫言在这本书里所致力的远非故事层面。他是以极短的篇幅，重新叩问小说这一体裁的边界——西方现代叙事技巧与中国古典笔记小说的文体传统，在这本书里交汇，共同指向一个核心问题：在今天的语境里，小说还能做什么？

　　极简的皮，繁复的骨

　　莫言的叙事语言

　　短小的作品总是被人低估。但这个判断放在莫言身上不成立。他是以繁复著称的作家，数十万字长卷、泥沙俱下的语言洪流才是他的招牌。所以当他突然短下来，这不是退步，也不是偷懒，更像毕加索晚年的极简线条。在艺术史上，“从繁入简”往往是最难的阶段：你已经知道怎么铺陈、怎么造势、怎么堆叠，却选择不这么做。这不是能力的缩减，是选择的重置。毕加索晚年以简驭繁，是把绘画的本质抽离出来；莫言晚年由繁入简，是把文学从民族史诗拉回人间烟火。

　　拿这本集子里的篇章来看，短小的篇幅底下藏着相当高级的叙事技巧。

　　《卖驴技》讲了一件用真话骗人的事。有一对驴贩父子，儿子协助父亲把老驴装扮成年轻驴。文中充满细节——如何燎驴的死毛，如何刷驴毛，如何处理驴牙——这些细节对大多数读者全然陌生，但读起来异常逼真。真正厉害的是结尾。买驴者扒开驴嘴看牙问：这驴牙是刚钻过的吧？儿子却爽快地承认：“今天早晨，我扒着驴嘴，俺爹用锥子钻的！”众人便不再怀疑。

　　奇怪之处在于：儿子并未说谎，驴牙的确是刚钻过的。但他们在行骗。他们把行骗的核心细节——磨牙这个动作本身——直白说了出来。英国哲学家J.L.奥斯汀在《如何以言行事》中区分了言语的两层结构：一句话同时包含它“说了什么”和它通过说这句话“做了什么”——前者是表述内容，后者是言语行为。这两层可以完全一致，也可以截然背离。《卖驴技》的结尾正是后一种情况：儿子的每句话都是真实的陈述，但执行却是欺诈行为。表述为真，行为为假。莫言在这个裂缝里找到了一个精巧的叙事支点。

　　《喜鹊嘉宾》看似一篇简单浅白的讽刺小说，但莫言在里头埋了一个精妙的语言游戏。电视上的女嘉宾学贯中西、唇枪舌剑，叙述者却在超市亲眼看见她没结账就往外走，被收银员叫住还踢了对方。事后她表达歉意，用的是播音腔，说的也是官方话。与《卖驴技》中的儿子相似：她字面上的表述是道歉，执行的却是拒绝道歉。播音腔本身就是拒绝——它把本应属于个人之间的歉意，替换成了一则公共声明，在这种腔调中，个人隐藏起来了。

　　《群众演员》里的语言游戏更耐人寻味。领导下来检查除氯改水情况，某单位安排一男一女扮成村民，在木桶里装满矿泉水走到领导面前。领导喝了一瓢水，赞叹：不亚于矿泉水嘛！奇妙之处在于：这确实是矿泉水。领导以为自己在比喻——和矿泉水一样好——但他实际上就是在喝矿泉水。索绪尔的语言学区分了“能指”（词语本身的声音和字形）和“所指”（词语指向的事物或概念）。在正常语境中，能指和所指稳定对应。但在这篇小说中，“矿泉水”这个能指同时锚定了两个所指：比喻义和字面义。领导以为自己在表达前者，实际喝下的却是后者。一个词在指向自身的同时否定了自身——宛如形成一个虚空，给读者造成眩晕感。

　　《葱管》把这种多义性推得更远。哥哥用葱管汲井中水给弟弟喝，掉进井里，捞出一把古刀，上刻两个篆书——葱管。到这里，“葱管”作为能指，所指已从实物变成了器物之名。但弟弟又想，篆书从右往左读，这可能是“管葱”，一个人的名字。一个能指释放出多个所指：指向实物，指向刀，指向人。符号不再稳定，它开始漂移。如同花是花，也象征美女，也是人名。莫言在极短的篇幅里完成了一次语言学意义上的微型实验。

　　笔记的幽灵

　　莫言的古典回溯

　　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讲中说，“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他以《檀香刑》为例：那是一次与民间戏曲的混合，宏大的叙事结构、舞台腔的语言节奏、繁复精巧的人物关系，但仍然是在有意识地“创作”。

　　到了《莫言民间故事》，结构不再那么精巧，叙事也不再宏大，但在我看来，反而往前走了一步。在这本书的代跋《从学习蒲松龄谈起》里，莫言谈到，《生死疲劳》直接借用了蒲松龄《席方平》的框架——被冤杀的人在地狱里不屈服，轮回为驴、牛、猪、狗、猴，五十年后转生为婴儿。他用这种方式向文学前辈蒲松龄致敬。

　　《席方平》是《聊斋志异》中叙事相对完整的那一类。莫言举的另一个例子——《龙》——则是完全不同的类型：一条龙从天上落到打谷场，动弹不了，苍蝇落在龙身上，龙张开鳞片让苍蝇钻入，然后阖上，把苍蝇都夹死在里面。莫言说，这件事发生的可能性很小，蒲先生也肯定没见过龙从天上掉下，但他在细节上描写得准确、传神，“让一件子虚乌有的事具有了真实感”。这篇《龙》与《席方平》全然不同，寥寥数语，描画一个场景，没有起承转合，没有道德训诫，就是记录下来。

　　这正是中国古典笔记小说的典型写法：题材上志怪猎奇，取材民间传闻；叙事上篇幅短小，行文极简，留白丰富；笔法上用词凝练，语言浅白质朴。以旁观者视角客观记述事件，作者隐身幕后，极少抒发个人情感。全文只叙见闻，不褒贬，不感慨。

　　这一范式，承袭自《搜神记》等六朝笔记小说。《搜神记》中干宝自言“耳目所受，不可胜载”，不虚构，不演义，只记录；《世说新语》记魏晋人物言行，不计首尾，不求连贯，一则一则地“记下”。书写的底层逻辑是：不是为了构建什么，而是因为有趣而记录，讲给别人听。这与今天自媒体的随手记录、随手分享的精神很像。

　　《人呐》正是在承袭这一谱系。八十一篇，每篇独立，彼此无主线串联，以见闻录的形式记录乡野传闻和奇人怪事。叙事口吻模仿古人“录异闻”的旁观者姿态，不抒情，不议论，末尾附一句“一斗阁主曰”的短评，这是纪晓岚、蒲松龄惯用的笔法。

　　《锦衣》写村家女子私会，藏了情郎的衣服，鸡圈里的公鸡却赤裸无毛——原来是昴日星官下凡；《仙桃》写村中巧人为吃崂山崖上的蟠桃造了抛石机，蟠桃被仙鹤噙走，但其子后来在抗战中用抛石机立功，得了一筐蟠桃的奖赏。此外，书中还有耍心眼不干活的牛，敢与老虎搏斗的马，对人类展开报复的黑猫，藏在深山中的人参王与蜘蛛精，以及非狼非狗的狗混子——读的时候，我恍惚以为它是人。

　　蒲松龄写狐鬼，表面志怪，内核写人；莫言这些篇章也是如此。鬼怪和离奇事件的外壳底下，装的是人的处境。只是在这本书中，莫言走得更远、更冒险。他几乎放弃了“讲好一个故事”的执念，回到了笔记小说最本真的状态：不是为了什么，只是因为某事某物值得被记下来。即便里面有对人性的洞察，有讽刺，有训诫，但书写本身回到了最朴素的起点——记录和分享。

　　很多人把这本书误读为“故事会”“段子集”，原因在于：当你期待一个短篇小说应该有起承转合的时候，遇到一篇只是“记下一件事”的作品，你自然会觉得它浅。但这个“浅”，恰恰是莫言刻意追求的东西。从极繁走到极简，中间跨越的是一个作家对语言和叙事的全部理解。这种回退本身就是一种全新的语言探索。

　　在今天这个媒介高度发达的时代，语言可以被生成、滥用、污染、屏蔽。短视频的算法、AI的生成，都在以各自的方式消耗语言。莫言通过回归笔记小说传统，重新释放语言本身的生命力。这种回归不是怀旧，而是对语言可能性的再次探索——在效率至上的时代，仍然有人愿意用最朴素的方式，记下值得被记下的东西，讲给别人听。

　　用来“刷”的小说

　　莫言在《人呐》序言里说，“现在几乎是人人争流量、个个刷视频的时代”，他自己也难以控制刷视频的欲望，所以想写一些像短视频一样的短小说。他说，这些小说是用来“刷”的。

　　这些话或许不假，但它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读小说？短视频更快地传递信息、激发情感、制造跌宕。电影和剧集的视听冲击远比文字直接，何况AI出现了。影视和文学都可以被生成，AI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观众想看什么。我们可以说“AI没有温度”，但这只是人类的自我安慰，“温度”在算法面前只是一个标注参数。这不是读者需要操心的问题，却是每一个写作者必须面对的：为什么还要写？还能怎么写？

　　我在《人呐》里读到的回答是：回到书写本身。

　　这种回答看似退守，实则是一种进攻。短视频更快，AI更聪明——如果小说试图和它们比速度、比算力、比离奇、比精巧，永远是输家。但书写有一件事是它们做不到的：留白。不是效率意义上的省略，而是刻意制造一片空白，让读者走进去，用自己的经验去填补。这不是偷懒，是一种信任——信任读者有能力完成创作的一部分。这是写作者与读者之间的默契。

　　全书中，我最喜欢的一篇《虎从天降》不足八十字：

　　“壬寅年除夕之夜，鞭炮声阵阵，硝烟滚滚，簇簇礼花照亮夜空。一辆奥迪轿车，在某市中心空无一人的街道上疾驰，忽有一只肥大的老虎从天而降，端端正正地砸在轿车的顶盖上……”

　　没有解释，没有叙事，全是留白。一篇既不推动情节、也不塑造人物、也不传递观点、也不取悦任何人的文字，放在短视频的算法里毫无存在理由——它不制造情绪，不引导分享，不刺激停留。放在AI的训练逻辑里同样多余：它的叙事结构不符合任何已知模板，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拒绝被归纳的姿势。每个人看到那幅画面，都会脑补出不同的故事。

　　莫言说：“这部短小说集里的篇章，大部分可以扩展成长小说，但我宁愿把没写出来的部分让读者来完成。”海明威的冰山比喻并不新鲜，但很少有人追问：同样是只露一角，为什么有些作品让读者感到水面下沉默的体量，有些却只余空无？差别不在“省略”本身，在于写作者有没有眼力发现那座冰山。写作者看见了冰山，读者才能感受到它的重量。莫言的短小说之所以不是段子，不是小品，恰恰因为他看见了冰山，然后用极少的笔墨，让露出的一角，足以托出水底的重量。

　　在这个短视频时代，AI时代，每个人都是创作者，不论是短视频还是小说。读者也在变化——不再是被动接收的一方，而是拥有更多选择、更多参与欲望的主体。当读者本身就在创造，作者是否还有必要把故事讲完，就成了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莫言用不足八十字完成了他的回答：他没有讲一个故事，他激活了一种体验。

　　至于小说能不能被短视频取代，写作者能不能被AI取代——答案不取决于AI能做什么，而取决于我们，作为读者和作为写作者，还需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