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辉

　　“秘器仍传古陆浑，只今陶穴杳无存。却思历久因兹补，岂必争华效彼繁。”

　　这是乾隆帝在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题诗的首四句，錾刻在北宋天青釉汝窑碗上（现藏故宫博物院），表达了对汝瓷的喜爱。

　　古陆浑在今河南省洛阳市嵩县，距传说中汝瓷产地汝州市不远（亦不近，相距80多公里，这么写可能是掉书袋）。诗中承认，未找到旧窑址，但汝瓷内敛、古朴的质感，远胜华丽器物。

　　北宋天青釉汝窑碗

　　汝瓷自古名贵，对它的误说也最多。比如人人尽知“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并不是说汝瓷，而是五代后周皇帝柴荣对“柴窑”提出的要求。再如称汝瓷是“北宋五大名瓷”之首，学者吕成龙指出，“五大名瓷”中哥瓷、钧瓷始烧于元，定窑至北宋中期已“黯淡无光”。且明人称“五大名瓷”，初期是“柴汝官哥定”，“柴窑”居首，后因罕见，被“钧”替代。

　　关于汝瓷，有许多神秘说法，如釉中含玛瑙，可汝瓷烧结温度是1300℃，玛瑙的熔化温度是1700℃，器成而釉未熔，这该怎么办？

　　汝瓷罕见，一般认为“有序可循者共仅79件，几乎皆为博物馆典藏。仅余6件仍属私人收藏”，而最宽泛的估计，目前存世量也不会超300件。其中不足13厘米高的北宋汝窑三足樽被故宫博物院视为镇院之宝，2013年列入禁止出境文物名录。

　　为什么这件汝瓷如此受重视？本文主要依据故宫博物院编的《汝瓷雅集：故宫博物院珍藏及出土汝窑瓷器荟萃》一书，试予解读。

　　古人乱记一笔 后人白忙千年

　　“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1111—1118年，宋徽宗年号），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这是南宋叶寘在《坦斋笔衡》中所录。意思是：北宋皇家始用定州白瓷，后改用汝瓷。

　　据吕成龙考证，“芒”指器物的口边无釉。《坦斋笔衡》原书已佚，幸元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抄撮了部分内容。

　　叶寘出生时（1190—1195年之间），北宋已亡（1127年）60多年，他并未亲眼见过汝窑。叶寘说定窑白瓷因“有芒”被皇家淘汰，即不准确，定窑初期均无“芒”，后用覆烧法（古代瓷器烧装工艺的重大发明），才有“芒”。后人误信叶寘，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称：“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

　　后人据叶寘记载，多次到汴京（今河南开封市）、临汝（今河南汝州市）找汝窑遗址：20世纪初，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曾到临汝寻找；此后，蒋介石派人来找；1930年，日本人原田玄讷到临汝调查；抗战时，日军组织专家来发掘……虽出土过重器，却都没找到旧窑址。

　　吕成龙说：“至20世纪60年代，故宫博物院和河南省寻找汝窑遗址的文物工作者足迹几乎踏遍了临汝县境内，却始终未找到烧造传世汝窑瓷器的窑址。”

　　1950年，古陶瓷专家陈万里到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村考察，第二年发表了《汝窑的我见》一文，但此地距汝州市约20公里，交通不便，缺制瓷必需的水源，且陈先生找到的几片古瓷皆非汝瓷，再加上种种客观原因，未能引起重视。

　　1977年，故宫博物院冯先铭、中央工艺美院叶喆民在宝丰县清凉寺村采集到天青釉汝瓷1片，因数量少，未发表文章，经中国科学院冶金陶瓷研究所测试，与故宫藏传世汝窑盘的成分基本相同。1985年，在郑州举行的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年会上，首次提出“在宝丰所得的天青釉残片未必不是一条寻觅汝窑窑址的有力线索”。

　　今宝丰县隶属河南省平顶山市，非汝州市，但在五代、宋、金、元时皆属汝州，这里盛产高岭土、木柴、煤炭、玛瑙等，宋代时水源亦丰富。

　　1986年，中国古陶瓷研究会西安年会上，宝丰县文化馆的邓城宝、王留现持两件完整的天青釉小笔洗到场，据说是当地农民耕地时发现的，与传世汝窑略有别，但“基本符合汝窑的特征”。

　　1987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汝窑的发现》一书，正式将汝窑遗址定在宝丰县清凉寺村，同年11月，赵青云等携带部分发掘出土的标本，在中国古陶瓷研究会晋江年会上做了专题报告。此后进行了10多次考古，入选“七五”期间和200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千年悬案终被破解。

　　丢了铜礼器 用瓷器来蒙事

　　找到汝窑遗址，才知“定州白磁器有芒”说不靠谱。

　　用汝瓷、废定瓷，与宋帝信仰相关。宋帝崇道教：宋真宗曾伪造天书，掀起全国性狂热，他尊道教护法神赵玄朗为赵氏始祖（即宋圣宗）；宋徽宗自称教主道君皇帝，重用道士林灵素，组织编修《道藏》，并据道教传说在汴京修建神霄宫、景龙门、艮岳等。宋帝推重以质地取胜、“似玉，非玉，胜玉”的汝瓷，而非重视雕工、器型的定瓷，是依据“五音令人耳聋，五色令人目盲”的道教思想。

　　汝瓷本属青瓷，时“北白南青”，汝瓷在北方是另类，可能得“柴窑”（特指柴荣下令建的瓷窑，不是用柴烧的窑）的真传。“柴窑”最早烧出“雨过天青”色，但“柴窑”窑址始终未找到，“柴窑”瓷究竟如何，众说纷纭。明代王佐在《新增格古要论》中说：“柴窑天青色，汝窑淡青色；柴窑有细纹，汝窑有蟹爪纹；柴窑滋润细腻，汝窑滋媚。”

　　学者孙晓岗在《柴窑与汝窑刍议》中认为，郑州发现的古瓷窑即“柴窑”，始烧于后周显德年间（954—960年），运行了40年，汝瓷承其技艺，故能在民窑中独树一帜。

　　宝丰县清凉寺村早期窑口都是民窑，北宋官营“文思院”不设“陶瓷作”，说明汝窑与皇家只是合作关系，可称“贡窑”，不算“官窑”。学者韦璇认为：“自晚唐以来，官府获取瓷器的方法，除了地方贡瓷外，还有抽税法……即凡官府所需的商品，皆十取一。”到宋仁宗至神宗时（1023—1067年），汝窑已能烧天青釉，但成品率低，“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部分低档品流向民间。

　　从宝丰县清凉寺村汝窑遗址看，宋神宗后期出现了专门的御窑，“宫廷有命则烧，无命则止”，成品只供皇家，残次品全部打碎深埋，至宋徽宗初停烧，仅20多年（陈万里认为汝窑御瓷从宋哲宗时始烧，宋徽宗时停止，亦20多年），故存世量少。

　　北宋灭亡后，金人可能对内敛的汝瓷无感，清凉寺村旧窑荒废。部分匠人可能去了临安（今浙江杭州），建皇家“内窑”两处，即内司窑和郊坛下官窑，前者成品精致，与当地青瓷区别大，更像汝窑，时人称“袭故京遗制”“色好者与汝窑相类”，但偏绿，怎么也达不到原有水准。

　　南宋官窑的样式多礼器，因南逃时匆忙，铜器等都留在旧都，只好用瓷器替代。

　　珍贵因谁也仿不了

　　汝窑历史短而精彩，也带来一大疑问，为什么叶寘记“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呢？是否意味着汝窑有两个：一在宝丰县清凉寺村，一在都城汴京，后者是真正的官窑。可在汴京遗址中，找不到汝瓷旧窑。

　　有学者认为，汴京周边无高岭土，燃料短缺，不适合建窑场，但汴京水系发达，各种材料都能运到。还有学者认为，“京师”指“朝廷”，2000年，河南汝州市老城发现张公巷遗址，虽没找到窑址，却发现大量高品质汝瓷片，与清凉寺村的烧造工艺相似，可能是专供皇家的“官窑”，则“京师自置窑烧造”意为“皇家在张公巷建窑烧造”。

　　古籍称“京师”，均指都城和周边，几无代指朝廷的案例，汝州市距开封市约188公里，肯定不能算入“京师”。

　　还有一种可能，即叶寘据南宋情况，想当然认为“官窑”必在“京师”（南宋两个官窑都在杭州）。前文已表明，叶寘的记录不太准确，且解释不了：为何后代仿汝窑均不成功？

　　明代宣德起，皇家仿烧汝窑，清代雍乾时至高峰。学者孙新民、郭木森在《汝窑瓷鉴定与鉴赏》一书中指出：明仿“釉色偏蓝，釉面片纹较重”；清仿“经反复试烧还是与真正的汝瓷差之甚远”，乾隆皇帝把自藏汝瓷送到景德镇作样品，最终却发出“仿汝不似汝”的叹息。

　　众所周知，汝窑“秘笈”是釉料中加“玛瑙末”，为什么仿不像？

　　李利强等在《汝窑“玛瑙末”入釉考》中称，经3年多实验，“试烧了近百个配方”，发现“添加玛瑙试烧的样品都是釉面模糊，不清澈、脱釉厉害、器表棕眼严重、成品率极低”。

　　后在古窑址找到一种石头，“表面风化严重，黑黢黢的、尘土覆盖、毫无光泽，但质地很坚硬”，磨碎入釉，“釉面明显改观”。

　　原来，“玛瑙末”指严重风化后的玛瑙石，“经亿万年风吹日晒，表面已经氧化成黑乎乎的颜色，顺着石头肌理已经分解成细碎的小方块，触之即碎”，只有它才能形成汝瓷独特的“葆光”效果。汝瓷烧造可能还有别的秘诀，但“玛瑙末”一项已锁定地域，无法模仿。

　　至于“北宋汝窑三足樽”，一是“汝窑无大器”，它算难得的大件；二是造型优美，“达到如此薄胎效果，说明汝窑工匠的修坯技术已达到相当高度，同时也反映宫廷确实不惜工本，雇佣优秀的窑工，制作质量最高的青瓷”。

　　更难得的是，它传承有序。南宋已烧不出纯粹的汝窑。南宋周密《武林旧事》记：“高宗皇帝幸清河郡王第……张俊进奉汝窑酒瓶一对，洗一，香炉一，香合一，香毯一，盏四只，盂子二，出香一对，大奁一，小奁一。”一般认为，小奁即“汝窑三足樽”。

　　奁是盛食物的盒子，或女性的梳妆匣；樽是温酒容器，用樽盛热水，将盛酒的注子（又称偏提，一种酒壶）置入其中。二者造型相似，材质不同，樽多用金属制成。“汝窑三足樽”借用了它们的造型，非实用器，而是摆件，称“奁”称“樽”均可。

　　全球目前仅存三件“北宋汝窑三足樽”，另两件均在海外，而这件在三者中品质最高，怪不得每次参展，它必占C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