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端端

　　小说作为一种以虚构为根本特征的文学文体，决定其创作的因素非常之多。由于受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拉美作家巴尔加斯·略萨相关观点的影响，笔者在这里所思考和阐释的，是作家艺术想象力的重要性。

　　拥有丰富创作经验的略萨，对小说创作提出过这样一段极具启示性的论断：“小说是写出来的，不是靠生活生出来的；小说是用语言造出来的，不是用具体的经验制成的。事件转化为语言的时候要经历一番深刻的变动。”（《略萨：谎言中的真实》，《收获》公众号2019年10月22日）简短的几句话，道出了作家对于创作过程中小说、语言、生活三者辩证关系的深度思考。

　　与我们通常所持有的那种“文学来源于生活”的论断有所不同，略萨虽然没有忽视生活的存在，但在他的理解中，小说与生活之间的关系，肯定也不会那么直接。要想将生活经验转化为小说作品，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语言媒介的必然转换。不管是多么重要的生活经验，只有在被作家运用语言转化为文学作品之后，生活与小说才搭得上界。

　　在充分肯定语言能力重要性的同时，也不能忽略作家艺术想象力的重要性。或者说，当一位作家试图运用语言将生活经验转换为小说作品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不容缺失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作家天马行空的艺术想象力。从这个角度来说，略萨所谓“事件转化为语言的时候要经历一番深刻的变动”，其中“深刻的变动”极有可能就是指作家的艺术想象力。

　　这方面的一个突出例证，就是范小青的长篇小说《江山故宅》。《江山故宅》艺术想象的起点，是作家虚构的清代人撰写的《古城烟水》中关于不易堂三言两语的简单记载：“不易堂，徽籍言氏祖宅。在瑞云坞北，言桥巷内，清乾隆年间建。以‘大丈夫一言许人，千金不易’得名。不易堂屋宇数百，园林一座，并与言氏义庄、言氏祠堂合，号江南第一宅。”所谓“大丈夫一言许人，千金不易”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对信义和然诺的特别看重。范小青也正是从这一点开始充分张开自己艺术想象的翅膀，既虚构出言小姐这样一位为了信守承诺不惜将不易堂拆了个七零八碎的奇女子，也虚构出曾经身为不易堂管家的余桂芬以及他的儿子余白生与孙子余又。这余氏家族的三代人，在接受言文良寻找《春日家宴图》的任务之后，便全力以赴加入到寻找此图的行列之中。为了这一使命的完成，不仅余白生付出了失忆的代价，余又更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小说后记中，范小青专门强调：“小说以寻找老宅为线索，展示出几代人的精神追求，以及对于历史和往事所承担的责任。”从根本上说，这一思想主题的成功表达，所依托的正是作家一种非同寻常的艺术想象力。既然艺术想象力如此重要，由此可得出结论，与其说小说创作是再现或表现生活，莫如说作家其实是在“想象”一种生活。

　　从艺术想象力的角度观照近几年的小说创作，不难发现，不少优秀作品都以彰显艺术想象力为其根本特色。比如，陈继明聚焦精神疼痛书写的长篇小说《大声独白》中，至少出现过三个现实生活中发生过的重要事件：其一是1992年在美国洛杉矶发生的黑人和韩裔群体之间的大规模种族冲突；其二是1994年在非洲卢旺达发生的一场惨绝人寰的种族大屠杀；其三是2004年发生的一起重大空难事件。在此情形之下，最能体现陈继明艺术架构功力之处，便是以精神疼痛作为核心主旨，凭借艺术想象串联起这些原本毫无关联的现实事件，使之融汇成浑然一体的完整艺术叙事。

　　同样凭借出众艺术想象力引人注目的，还有王尧的长篇小说《桃花坞》。作者能够把丰厚的生活阅历，转化为鲜活的地域风貌与兼具人性深度的知识分子群像，足以彰显其令人惊艳的想象与重构能力。

　　最能体现艺术想象力重要性的，当数曹禺先生之女万方的长篇小说《蘩漪女士》。这部作品立足话剧经典《雷雨》，以出色的理解力与想象力，对蘩漪这一经典形象进行补充性重构。叙事从蘩漪的少女时期写起，补叙她进入周公馆之前的人生，还原这场人性“雷雨”爆发之前的人物前史。万方能够完成这一经典人物的再塑造，根本仰仗的正是充沛的艺术想象力。

　　近一个时期以来，文学界聚焦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作家思想艺术原创力的相对匮乏。虽然说导致这种现象形成的原因肯定很多，但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或许与我们既往的艺术理念在很长一个时期都停留在“文学来源于生活”的层面上有关。倘若承认本文一开始提及的略萨相关论述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克服原创力匮乏的有效途径之一，恐怕就是深度培养并激发作家的艺术想象力。

　　依照一种必然的因果逻辑，只有凭借某种打破常规的天马行空般的艺术想象力，作家才能最终创造出虽然与现实生活紧密相关、却又绝不可以被看作是现实生活复制品的文学文本，进而使自身的思想艺术原创力得到充分彰显。（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文艺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