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淳

　　作为一门科学的考古学，绝不只是简单发掘遗存、向公众展示轰动的考古成果。英国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曾强调，考古学史不仅是发现的历史，更是思想与方法不断反思和演进的历史。美籍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曾反思，中国考古学曾长期偏重材料积累，而对理论建构和阐释框架的自觉性相对不足。客观来看，中国考古学早年带有鲜明的实证材料导向，时至今日在文明起源、社会复杂化、聚落与环境等研究领域已构建起日益完善的阐释体系，但相较于考古学的理论前沿，中国考古学的历史重建工作依旧有漫长的路要走。

　　《考古学思想史（第2版）》 布鲁斯·G.特里格 著 陈淳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考古学史观照人类过往

　　阅读《考古学思想史》不仅可以知晓人类认识自身过往的历史进程，也可以深刻体会到人类自身观念对这门学科发展的制约和推动。这门学科酝酿和发展的过程充满了宗教信仰的钳制、文艺复兴的洗礼、启蒙运动的熏陶、进化论思想的引导、种族主义思潮的逆流、民族主义浪潮的推动与制约，以及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碰撞。这一跌宕起伏的思想发展过程，与世界各地重大考古发现及研究成果的累积一道，共同构成了波澜壮阔的考古学发展史。读完这本著作，使人深刻认识到，我们用考古发现探索过去，发现和材料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来观察和研究这些材料。

　　我们一般认为，考古学的前身是古物学和金石学。但该书作者特里格教授指出，考古学并不完全源于对古物的兴趣，而是在人类探知过往历史的兴趣之上发展起来的。

　　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还不到整个人类史的百分之一。史前考古学已经将人类历史从有文字记载的数千年追溯至300万年以前。而且，恰如柴尔德所言，物质遗存与文字一样信息丰富而且可靠。即使在有断续文字记载的阶段也需要考古证据来阐明经济、人口和技术问题。

　　社会思潮影响考古学脉络

　　考古学的兴起和发展不但与宗教信仰、历史文献和自然科学密切相关，也和特定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思潮密切相关，对考古材料的阐述也会折射出当时的政治取向和社会价值观，并影响到考古学的实践与发展。

　　标志考古学诞生的三期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就是在丹麦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19世纪初，英国摧毁了哥本哈根港口的丹麦海军主力，外来的侵略和民族灾难激发了丹麦人民的民族团结精神，他们迫切需要一种精神来激励民众斗志。一些有识之士呼吁仿效法国大革命后成立的巴黎文物博物馆，建议成立丹麦国家古物博物馆，以激发民众的爱国主义精神。

　　伴随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许多受到列强欺凌的欧洲国家，希望从自己的历史中寻找民族的身份与尊严，于是从考古发现来追溯民族来历和特征成为公众普遍关注的问题。

　　“二战”之后，随着政治、经济的融合，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欧洲大部分国家里，考古学已经逐渐放弃了过去那种被用来推动民族认同的做法。但是，欧洲考古学基本上继续在当地、国家、大陆三个层次上关注欧洲的历史。大部分欧洲人还是认为，考古学首要和最重要的任务是了解人类自身的过去。

　　史学导向制约国内考古研究

　　在中国，考古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它在中国的发展也受到本土社会背景和传统价值观的影响。首先，考古学引入的社会背景是上世纪初的五四运动，它提倡的科学和民主的理念，为现代西方科学体系传入中国奠定了基础。西学的流行使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价值观产生了重大的转变，中国学术界认识到真正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这一条路。其次，考古学在引入中国后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而经历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历史学一直占据着中国智慧文化的中心地位而成为显学，虽然新文化运动给中国的传统文化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但是凭借历史学在中国学术界的核心地位，初入国门的考古学因体系尚不成熟、研究力量薄弱，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作为历史学的辅助研究工具存在。

　　虽然中国拥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漫长编年史而使考古学受益匪浅，但是考古学依附于历史学的弊端也日益显现。一方面，史学导向使得很多考古工作者完全从史籍中去寻找研究对象和目标，而且将印证史籍看作是最有成就感的工作，或将考古学材料简单地与历史文献对号入座，考古学在人类行为和社会演变方面的研究潜力无形中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另一方面，受历史学的价值判断影响，考古学既难以独立发展和更新学科自身的理论方法，也缺乏吸收国际学术最新进展的积极性。

　　虽然中国学者将西方引入的地层学和类型学奉为考古研究的圭臬，但是对于作为主要分析手段的类型学，学界却并没有完全领会和掌握这种方法的精髓。比如，中国学者常常将分类和类型学混为一谈，其实，分类是整理材料的一种方法，而类型学是用特殊的分类途径来解决诸如年代学和文化关系一类的问题。这一方面反映了当初引入考古学方法时的先天不足，另一方面是考古研究只重材料，不重解释的结果。

　　（作者为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上海医学院及人类遗传学与人类学系双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