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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索尼娅·布雷斯勒
有些思想家毕生著书立说,有些改革者致力于推动制度变革,还有一些人不仅以思想影响时代,更让自己的理念进入公共政策,转化为社会实践。还有一些人,能够将自己的一生,化作一部关于教育的作品。朱永新,正属于这一类人。
乍看之下,他的人生轨迹似乎是一位大学学者不断走向公共领域的历程:教师、学者、教育思想史研究者、作家、阅读推广者、学术组织领导者、教育政策实践者、新教育实验发起人……其中任何一种身份,都足以概括一段令人瞩目的职业生涯。然而,仅凭其中任何一种身份,都不足以真正理解朱永新理论与实践的独特意义。因为在他的全部工作背后,始终贯穿着同一个追问。40余年来,他始终坚持思考一个根本问题:教育,究竟如何才能帮助每一个人成就一种更加自由、更加丰盈、更加完整的人生?
正是这一追问,构成了他数十年人生求索的内在线索,也成为理解其教育理论最重要的一把钥匙。
1958年,朱永新出生于江苏。在他成长的年代,中国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与文化变迁。1977年,高考恢复。作为这一代人的一员,朱永新亲身经历了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时刻,也由衷地认识到教育和知识对改变一个人命运的重要性。
这段经历深刻影响了朱永新对教育的认识,使他逐渐形成了一个信念:教育不仅是知识传授的途径,更是一个民族实现文化重建、社会更新与文明发展的重要基础。
大学毕业后,朱永新投身教育研究与高等教育事业。从一开始,他便拒绝将自己的研究局限于技术层面。在他看来,教育从来不是一门孤立的学科,而是关乎文明、文化与人全面发展的综合事业。因此,他的研究领域涵盖中国与世界教育思想史、教育哲学、教育政策、心理学、阅读研究、教师发展、学校文化以及学校在现代社会中的使命与价值。
数十年来,他出版著作8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900余篇,作品被译介为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传播。他的研究不断丰富着国际社会关于教育目的、阅读价值以及教师成长的讨论。虽然研究领域广泛,但他始终围绕着同一个目标——从历史、哲学、社会、文化与人文等多个维度,重新思考教育的本质与意义。
然而,朱永新真正的独特之处,并不仅仅在于丰硕的学术成果,更在于他始终坚持一种信念:思想不能脱离实践,教育理论唯有进入真实的教育生活,才能获得真正的生命力。
这一点,与中国近代伟大的教育改革家陶行知一脉相承。在朱永新看来,教育理论的价值,不在于停留于书斋,而在于能够走进学校、走进课堂、走进教师与学生的日常生活,并在实践中不断接受检验、修正与发展。
1997年至2007年,朱永新在江苏省苏州市政府任职。这段经历成为他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转折点。在这一时期,他不仅努力将教育理论转化为教育实践,更进一步推动教育理念进入公共政策,使教育改革真正落实于制度建设之中。行政工作并没有中断他的学术研究,相反,使他的教育理论更加深厚而成熟。从此,他的思考始终建立在教师、学校、地方政府与教育决策者之间持续不断的对话之上,也形成了理论研究与公共治理相互滋养、彼此促进的鲜明特色。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00年,朱永新发起了“新教育实验”。
新教育实验不仅仅是一场教育改革,也不仅仅是一套新的教学方法或一种可以简单复制的学校模式。它首先是一个文化理想,也是一项面向未来的教育工程。它建立在一个朴素而深刻的信念上:一个社会若要实现真正而持久的进步,必须首先改变自己的教育方式。
围绕这一理念,新教育实验逐渐发展成为覆盖全国的大规模教育共同体。它倡导阅读,关注教师专业成长,加强学校与家庭之间的合作,培育共同成长、彼此成就的学校文化,并努力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拥有朱永新所倡导的那种“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如今,全国已有1万多所学校参与新教育实验,影响着1000多万名师生,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教育改革实践之一。
与此同时,朱永新的影响早已超越中国。他的著作在世界多个国家出版发行,其教育理念不断进入国际教育界关于学校未来、阅读推广以及教师发展的讨论,并积极参与全球教育发展的交流与对话。
然而,朱永新的公共使命并不限于大学与地方教育治理。
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成员,他始终把参政议政视为教育理想的自然延伸。数十年来,他围绕全民阅读、教育改革、文化建设等议题提出了大量建议。其中,包括设立全民阅读日等多项倡议,后来陆续进入国家公共政策,产生广泛影响。
他的经历充分说明,教育理论的价值,不仅在于启迪人心,更在于能够进入公共生活,推动制度建设,并最终成为促进社会长远发展的力量。
正是这种兼具学者与公共治理者的双重经历,使朱永新的教育实践在当代教育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
纵观当代教育界,能够亲身走完从教育理论到教育实验,从教育实验到公共政策,再由公共政策推动教育实践持续变革这一完整历程的教育家,并不多见。而朱永新,正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2020年,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授予他国际阅读推广奖,以表彰他长期以来为全民阅读所作的卓越贡献。两年后,他又荣获一丹教育发展奖(Yidan Prize),以表彰其对教育事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然而,这些荣誉,也不足以概括朱永新的全部价值。
真正打动读者的,并非他获得了多少奖项,而是他的人生始终保持着一种难得的统一。
在他身上,思想与行动彼此印证,研究与实践相互成就,学术与人生浑然一体。我们从他身上看到,教育研究者不断与教育实践者展开对话;教育思想史研究者始终照亮改革者前行的方向;公共事务参与者始终倾听来自学校与教师的声音;而阅读推广者,则首先是一位终身不倦的阅读者。
与此同时,诗人身份又使朱永新能以温柔而深刻的语言,表达他那些理性的概念。
或许,这种内在的统一,正是理解朱永新最重要的一把钥匙。
在朱永新这里,诗歌从未脱离教育研究,正如教育研究也从未脱离现实行动。无论是学术著作、演讲报告、教育实验、阅读推广,还是诗歌创作,它们都源于同一种精神追求——让教育重新成为文化最崇高的表达之一。
朱永新的思考,也从未局限于当代教育技术或教学方法的改进。凭借对中国教育思想传统以及世界教育经典的深入研究,他始终将每一次教育改革放置于更广阔的历史与文明视野之中,追问教育如何实现文化传承,如何塑造人格,如何成就完整的人。
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应当阅读《梦想的摆渡人》。
收入本书的诗作,并非一位教育学者偶然涉足文学的尝试,而更像是他数十年教育思考最深沉,也最真切的表达。
因为,一个文明,并不仅仅由它创造多少财富、发明多少技术、取得多少成就来定义。它同样体现在:它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传递怎样的书籍,给予教师怎样的尊重,选择守护怎样的希望。
这一信念,始终贯穿于朱永新的全部著作。
《梦想的摆渡人》中的诗歌,并不是一位教育学者或教育改革者偶尔进行的文学创作。它们以诗歌这一最富感受力的形式,表达了一种始终如一的教育哲学。
这种教育哲学始终相信:学校最重要的使命,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是帮助每一个人发现自己能够成为怎样的人。培养智慧,固然不可或缺;培养良知,更为重要;而培养能够过一种有文化、有责任、有自由、充满人性光辉生活的人,也许是教育最高的使命。
因此,《梦想的摆渡人》所讲述的,并不仅仅关乎中国。它所讲述的,是全人类共同承担的一项责任:把知识传递给下一代,更把一种愿望传递给下一代——愿他们继续努力,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公正,更加美好,也更加富有人性的光辉。
通过《梦想的摆渡人》,我们可以知道,在长期观察学校、陪伴教师成长、倡导全民阅读、研究教育历史、思考教育使命之后,朱永新选择将诗歌作为自己的另一种语言。
并不是因为诗歌能够使思想变得简单。恰恰相反,它使那些任何教育理论都难以完全言说的人性光辉得以呈现——信任、传承、希望、发现世界的喜悦,以及对未来一代所承担的责任。
因此,透过这部作品,读者所遇见的,不仅是一位诗人,更是一位40余年来始终致力于连接学术研究、公共治理、教育改革与文学创造的人。
他始终怀抱着同一个信念:教育,是一个社会能够给予未来最美好的承诺。
这份承诺,属于每一个孩子,属于每一位教师,也属于所有依然相信阅读、梦想与文化能够改变世界的人。
(作者系法国哲学家、汉学家、翻译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