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二棍

这尘世间，有万千迷人的事物，或引领着我们走向云蒸霞蔚的高处，或诱惑着我们坠入名缰利锁的深渊。而你我，该如何分辨这万千事物的良莠与凶吉，又该如何将自己锤炼成一个栖蓬舍不卑、居庙堂不亢的肝胆君子？显然，这是漫长而艰难的，甚至在现实中难以实现，但文学可以，它为我们固守与呵护着一个理想中的自在世界。

这些年，我始终写着，也正是源于“自在世界”对我的无尽召唤。想想，一首诗就像一个简短的镜头，所能呈现和表达的终归有限。而一首接一首呢，是不是可以在纸上接力，为我们剪辑出一段澄澈的光阴，缔造一块瑰丽的飞地？我想，可以的。说来，我不是一个以文为生的人，但读书与写作，却给予了我另一番生命中的奇遇。在写作时，我分明看见一个个下南洋、走西口、闯关东的自己，一个个披着袈裟、戴着红花、拖着残躯的自己，一个个笑嘻嘻、泪汪汪，甚至血淋淋的自己。在写作时，我浑然忘了名姓，也放下了所有的世俗身份，乃至身家性命，成为那个集结了诸多命运、万千矛盾的“怪物”。写到蚯蚓，我就拼命蠕动着，目视自己的另一节身体成为蚂蚁的果腹之物；写孩子时，我就是那个满脸褶皱的老奶奶，哆哆嗦嗦从口袋中摸出一块不知年月的糖果……你瞧瞧，一提起笔，我总是颠三倒四，总是昏天暗地，总是忘乎所以。

创作《我愿埋首人间》这本诗集时，我结束了20多年的山间徜徉，突然与那么多陌生人遭逢在喧嚣的市井红尘中。我是个喜欢在街头巷尾溜达的人，几乎每个周末，都像个游荡者，一次次置身在热气腾腾的生活现场，去侧耳倾听尘世上的悲欢，去举目四望人群中的异样。走累了，我就会随意坐在那里，写下几句莫名其妙的文字，仿佛只要我写下了，苦涩的人会得到告慰，无望的人领受到天助，犹疑的人可以奋力一搏，沉郁的人能够如释重负。我也深知，我这些零碎的念头，不过是一厢情愿或痴心妄想。一个人捉襟见肘的写作，可能在另一个人的眼里，就像是一头老牛在黄沙漫天的戈壁上，拖着一具锈蚀的犁铧，耕作着。是的，我有时也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可笑与荒诞。在这个读屏时代里，我选择了诗歌，何尝不是一次如履薄冰的险途。

许多朋友问我，写诗带来了什么果？我总是敷衍地说一些众所周知的话。而事实上，真正的妙处是难以言表的，甚至所有冠冕堂皇说出来的“果”，都不过是障眼法与隐身术罢了。而真实的我，只需要一个写诗的“因”，就足以宽慰这漫长而热烈的诗歌岁月了。是读诗，让我在无数个狂风大作的黄昏或月明星稀的夜晚，却感受到淋漓的大光明；是写诗，把我从一次次虚与委蛇的社交或闪烁其词的攀谈中，赎救回蓬勃的大自得。

恍惚间，我正迈向知天命之年。而这本《我愿埋首人间》，也依然有诸多不如意的地方。譬如，我还是慌张如少年，太想着一语中的，太想让诗歌有不能承受的气力，到最后却离题万里；譬如，我还是粗莽似脚夫，丢三落四地搬运着尘世上那些微不足道的往事，只留下一些琐碎而浅薄的句子……

罢了。诗歌，终究是我的照胆之镜，我且不管不顾写着吧，就当是临摹周遭万物，就当是拓印心头是非，就当是，一条唤作诗人的生命，为了答谢伟大汉语的哺育之恩。

前些天，我零零碎碎写了一些回忆母亲的文章。其中有几句，不妨拿来一说：“终于知道，面对‘母亲’这样巨大且永在的字眼，落在纸上的有限文字，与萦绕在心头的无限情感之间，永远无法僭越。多巨大的嘲弄啊，一个写诗多年的人，对于远去的至亲，却永远无法真切而彻底地描述。仿佛，每一次的怀念变成了一件让自己难堪的事。那么多的细节明明历历在目，可一旦书写，却犹如瀚海行舟般迟疑，雪原栽花般艰难。最终呈现在纸上的那一行行句子，总觉得是一个无情的儿子，在述说着一件件渐行渐远、与己无关的旧事。”

母亲不在了，而汉语则是我永在的另一个母亲。我相信，她会照拂着我，直到白发苍苍，我依然可以蜷缩在汉语的怀抱里，以牙牙学语的模样，做一个句子里的孩子。

（作者系诗人，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