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卫红

“秦人尚武”之说由来已久。似乎“尚武”是秦国独有的精神气质，并成为解释秦国最终取胜的关键因素。如果把观察视野扩大到整个社会大环境，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战国”本指七大强国，自刘向汇编《战国策》后，“战国”固化为时代专有名词。彼时，战争是各国生存竞争的核心手段，尚武是社会性的普遍现象。齐国有“勇爵”“齐人隆技击”以及“五都之兵”；魏国有严苛的武卒选拔标准；赵国有“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和长平之战、邯郸保卫战的顽强坚守；楚国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疆拓土和斩杀敌将可以封上柱国、赐上执珪，又有秦末“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一语成谶；韩国号称“劲韩”，天下强弓劲弩多出自韩国；燕国地处北疆，却有乐毅率领五国联军伐齐……

《诗经》同样可以印证尚武是时代共同特征。《秦风》中《无衣》《小戎》等篇目常被用来证明秦人尚武，但整部《诗经》中描写各国战争、军容等的诗篇有30余篇。《豳风·破斧》写周公东征战士的自豪；《邶风·击鼓》记录卫国士兵出征，既有战阵描写，也有战士生死盟约；《郑风·清人》铺陈郑国兵车军容……尚武题材并非秦国独有的文学表达。

尚武的社会风气，在物质层面体现为各国兵器制造业的普遍进步，考古出土实物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楚国出土战国兵器数量庞大，仅雨台山558座楚墓就出土兵器500余件，中小型墓葬普遍随葬兵器，兵器种类完备。江陵秦家嘴楚墓出土双矢并射连发弩，是早期连发弩实物。天星观一号楚墓出土铜剑多达32把，部分青铜剑表面发现人工富锡硬化处理技术，金属加工技艺水平很高。

传统认知中，燕国国力偏弱，燕下都44号武士丛葬坑却出土大量铁制兵器，包含铁剑、铁矛、铁戟、铁胄。金相检测显示部分兵器使用高碳钢淬火工艺，将我国淬火技术的使用年代推进至战国晚期，可见燕国将先进冶金技术大量投入武器制造。

曾国是姬姓小国，曾侯乙墓出土兵器4700余件，墓葬竹简记录大量甲胄、弓矢、戈戟，出土多戈戟、殳等以往罕见兵器，人甲、马甲制作精细，代表先秦皮甲工艺的高峰。三晋兵器普遍使用“令工师冶”三级监造制度，郑韩故城窖藏一次性出土战国晚期韩戈、矛180余件，大量器物带纪年、职官铭文，还出土铸造戈铭的石质范模，证明韩国兵器已实现规模化铸造。

后世常常以“虎狼”“尚武”概括秦人，这种认知有两处来源：一是战国纵横家出于外交对抗，对秦国作战风格的敌国修辞；二是后世以秦统一的历史结果倒推民族性格，把制度塑造的效果误读为族群固有天性。其实，在尚武的时代共性之外，秦人自身的精神世界同样具备多重维度。

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提出官吏精洁、正直、慎谨等德行标准，蕴含着儒家道德理念。凤翔雍城遗址、咸阳秦墓出土的“忠仁思士”类的私印，表达了对忠、仁、敬、慎等价值的推崇。咸阳手工业作坊遗址出土陶垫上留有印章压印的“敬事”文字，语出《论语》“敬事而信”，代表从业者对职业持恭敬勤勉的态度。

秦始皇陵兵马俑常被视作秦人尚武的视觉符号，但高级军吏俑双手交垂、按剑而立，姿态克制沉稳，凸显将领的智谋，并非一味凸显冲杀勇武。秦代官员履历也体现文武兼备，内史腾既可以作为地方长官颁布政令安抚新占领土地，又可以领兵攻城灭国；秦武王时期，甘茂既主持修订田律，又能够领兵攻打宜阳。军政职能集于一身，是秦官僚体系中的常见现象。

人名是社会价值观念的投射，研究者对秦简人名的统计，为观察普通秦人的价值取向提供了新视角。可考释人名共680个，品德类人名64个，其中数量最多的依次为表达谦恭、忠义、宽仁的人名，表达刚勇的数量最少。简牍材料上的人名来自底层小吏、黔首，反映出战国晚期秦民间的真实价值取向——国家层面奖励军功，但普通民众取名并不优先追求勇武人格。

“秦人尚武”只反映秦人精神世界的一个侧面。只有把尚武还原到战国整体时代背景之中，才可以更加客观地理解战国时期社会结构、制度变革以及秦统一的历史逻辑。

（作者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