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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
常言道:刚日读经,柔日读史。“经”太“高、大、上”,我所读十分有限,“史”为我的谋生饭碗,所读自然会稍多一些。从上大学,到告别“坐拥皋比”,积四十余年,刚日、柔日皆与“史”打交道,潜移默化,多少会留下一些痕迹,即所谓“雪泥鸿爪”,成为自己生命历程中鲜活的一部分,其中的得失,也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就不必在这里扯开了细说。
与其追求全面的平庸,不若寻觅片面的深刻
如今收录在《反弹琵琶:另类读史笔记》里的,是一组做历史“翻案”文章的汇集,不登大雅之堂,近乎游戏笔墨,卑之无甚高论,聊以自娱娱人而已。我多年读书和码字所获的一个体会是:阅读史籍,涂鸦文字,与其追求全面的平庸,不若寻觅片面的深刻。我不敢自诩拙文有什么“深刻”,但一鳞半爪式的心得,还是有一点的,剑走偏锋式的感悟,也不乏讨论的余地,故敝帚自珍,遂勒为一编,付梓刊行,以与诸同好分享。
应该看到,观念先行,将错综复杂的历史简单化、图谱化,在我们这个拥有数千年文明史积淀的国度里,乃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譬如,在历史人物的评价上,人们热衷于善恶两元的截然对立:正面人物以近乎“高、大、全”的形象矗立于后人的面前,很少去分析其作为一个人难以避免的人性弱点、人物软肋和人生败笔;反面人物则往往被“脸谱化”“妖魔化”,虽然有极少数头脑清醒的人曾对此持保留态度,说过“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一类富有理性的话,但通常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不啻空谷足音,一旦大风吹过,便了无痕迹。
于是乎,王朝的衰落乃至覆灭,人们不去考察其背后的深层次复杂原因,动辄将责任推卸到弱女子的身上,一句轻飘飘的“红颜祸水”,把帝王荒淫乱国的罪责解脱了一半以上。所以,夏代的灭亡,妹喜罪无可逭;殷商的覆没,妲己造孽深重;是褒姒的一笑,使宗周的社稷灰飞烟灭;是西施的妩媚,让夫差走上不归之路。
这样的思维逻辑很单纯,很笔直,之所以会有“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结果,就是因为帝王为美色所误、所伤,“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其实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其他的且不说,夫差在吴越争战中渐落下风,直至败亡,主要原因,应该不是迷恋美色、寻欢作乐,而在于刚愎自用,昧于对战略局势的判断与分析,在战略方向选择上犯下大错,没有趁着夫椒之战的胜利一举翦灭越国,过早地实施战略重心的转移,把“北威齐晋”、称霸中原作为自己追求的战略目标。而勾践的胜出,靠的也不是西施、郑旦的“美人计”,而是他能够彻底打破“军礼”传统的束缚,不按正常的游戏规则出牌,突破道德底线,同时在国际竞争大环境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实现了越国战略利益的最大化。
勾践曾采纳大夫逢同的建议,奉行“结齐、亲楚、附晋、厚吴”的方针:“且鸷鸟之击也,必匿其形。今夫吴兵加齐、晋,怨深于楚、越,名高天下,实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为越计,莫若结齐,亲楚,附晋,以厚吴。吴之志广,必轻战。是我连其权,三国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它的实施,果然诱使了吴国四面出击,到处树敌,自陷于孤立无援、顾此失彼、捉襟见肘的窘境,一脚跌入了勾践给他预备的万丈深渊。
然而,后人忽视了这些历史本相,简单地将越国灭吴的主要功劳记到“西施们”头上,这真可谓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毫无疑问,这是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文化生态主导下的历史叙事逻辑,难怪乎,一些有识见的女子对此感到愤愤不平:“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由于自汉武帝时代起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家思想文化战略,儒学遂成为长达两千余年的统治思想,其所倡导的价值观,也成为人们衡量道德、判断是非、区分善恶、认知美丑的根本标准。当人们在对历史真相进行回溯与考察时,儒学的价值坐标就像一双无形而又无处不在的手,悄悄地使人们有关历史的认知在不知不觉中迎合了儒家理念所设计的框架,或明或暗地打上了儒学精神的烙印。更有甚者,是以儒家的价值观、伦理观的立场,来简单解读复杂的历史现象,并不惜以道德的名义,修正乃至虚构历史。这同样是典型的历史简单化、平面化解读。
一切历史都是人心中的历史
柯林伍德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的想法尽管很幼稚,但也非常坦率,即:一切历史都是人心中的历史。说到底,历史不可能有绝对的真实,只能有近似的真实与逻辑的真实。所以,像尧、舜、禹三代的“禅让”,在一般的正史与儒家历史书写体系中,是那么的“温、良、恭、俭、让”,温情脉脉,令人心驰神往;但是在汲冢的《竹书纪年》历史书写系统中,却是那样的残忍血腥、刀光剑影。这让后人究竟该信从哪一种说法才对呢?由此可见,正是因为历史书写上存在着近似真实与逻辑真实的巨大空间,我们才可以对许多习以为常的历史解读与认知提出自己的质疑,做出别出心裁的解读。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质疑、这种解读,并不等于是要否定前人的研究结论,推翻早已固化的成说,而只是希望能给人们展示考察历史本相的另一种视角与蹊径,为历史的解读与认知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使历史的阅读与借鉴变得更加多样、更加生动、更加丰满。从这个意义上说,做某些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翻案”文章,或许仍有一定的意义。(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